我使用次数最多的证件是身份证，小时候是户口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媒体工作使用多的证件是记者证，外加介绍信。再后来是驾驶证，结婚证至今没有使用过。1993年，应深圳一朋友的邀请，携妻带子到深圳一家开张不久的四星级酒店住过一晚。朋友挺大方，还给开了一个豪华套间。就这一晚，时间大概是在晚间11点，进来酒店四个保安，问我带没带结婚证。像这类盘查的活，公安人员、保安人员都愿意干，一无风险，不像抓杀人犯、贩毒犯有生命危险；二挺有"性"趣，逮住一对出成绩，逮不住也没有后遗症。这活酒店保安不给加班费一般都心甘情愿抢着去干。我推开了套间的门，指了指在床上已经睡着的7岁女儿说，"结婚证"在床上，他们贼眉鼠眼张望了几下，问，在哪？我又指了指床上的女儿说，就在床上。几个保安不知我拿他哥几个开涮，再问，哪呢？我这才明确告诉他哥几个，"结婚证"睡着了。这几个此时才明白，我拿他们在开涮。事后，这事在圈子里成了大家相互调侃的笑料。

    计划经济年代，出门是不需要带结婚证，那个年代，国家领导人出访，大多都不带夫人，外交官不管在非洲、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常驻，除了大使级的也很少带夫人，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驻外记者常年在驻在国也不带夫人，援外的工程师和普通施工人员就更别说了。当年，谁定下不带家属这一不成文的规矩，恐怕也无从查起。

    国内的官员、商人出差，乘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那一级机关开出的介绍信，住什么样的房间都是有严格的财务规定，超规格，对不起，单位不会给你报销。男的和男的住一间房，女的和女的住一间房。那时，还没有同性恋一说，分配房间的权力全在旅店的服务员。有一年，新华社山西分社一名男记者，因名字里带有花字，服务员想当然就把他分配到与一个女记者同房间。那次会议，就因这场有点情调的误会，成了与会人员津津乐道的一个小插曲。

    市场经济年代，出差还是出差，在流动的人流中，除了通常意义由公家派出的人员外，更多的是非公家的人员在四面八方、东南西北游走，流动的范围、数量也每年在剧增。有男男同住，有女女同住的，还有男女同住的，在旅店的总服务台，服务员一旦看到男女同开一间房的，马上会用一种残留的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你，用老公安查户口的口吻去问你，带结婚证了吗？自然，真夫妻不怕问，假夫妻多少会有点不自在。

    看中国管理者管的事，你就知道当年他们多不容易。从柴米油盐到吃喝拉撒，从社会到家庭，从车床到卧床，事无巨细，没有不管、不问、不操心的。那个时代，"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服务到床上了，就这么细的服务，人还是多生了二、三亿出来。还是老圣贤老子他老人家参的透人世间的大道与小道，他说过一句话：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少之。话少，理足，意深，够我们品一壶的。

    现在，人们多少聪明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管理者更是聪明了许多，明白了许多。十五年前有一词特时髦，叫放权。按现在的话说，管该管的事，不管不该管的事。这中间的界限，现在越来越清晰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人群是在进步，人群进步了，社会也就有一点缓慢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总是滞后于人群的进步。自然社会有进步，跟上进步的节奏，人群就会舒服一些，愉快一些，沉静一些，简单一些。（田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