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寇庆延：历史是一种反刍动物 |
| 新华网广东频道 ( 2006-01-23 10:43:13) 来源:新华网广东频道 编辑:崔凌云 |
采访人物：寇庆延 采访时间： 采访地点：江湾大酒店四楼V668房
寇庆延：历史是一种反刍动物 反刍动物一定是食草的动物，如骆驼、鹿、长颈鹿、羊驼、羚羊、牛、羊等。由于这类动物都具有复杂的反刍胃，能反刍食物，故称反刍动物。对于食肉动物而言，它们是弱势群体，在自然界的生物链中，它们处在食肉动物的下端。物竟天择，弱肉强食的动物界，对于食草的动物而言，只有抓紧时间觅食，跑到安全的地点，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将半消化的食物反刍再次咀嚼。 历史其实也是一种反刍动物。慢慢咀嚼，细细地咽，味道出来了，青汁也淌出来了。 中共历史上，有两次对经济领域里，对人性贪婪疯长，进行了收割机式的清理，那是一次黑土地上红高粱的切割、斩倒，那是一次黄土地上黑乔麦的碾压和剥皮去壳。 1952年，在新中国建国的第三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反运动”。在运动的初期，时任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的刘青山和时任天津专区专员的张子善两颗人头先祭奠了这场运动。当时河北省委的决议中写到：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二十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他们本是可以继续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做更多的事情的。可是，他们却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堕落蜕化了。他们完完全全变成党、国家和人民的无可饶恕的叛徒了。 这场运动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毛泽东用一只眼睛就看清了“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的人，会有什么行为，会有什么思维。 1983年，在沿海先行一步的广东，当物质和精神再一次分离时，邓小平也用一只眼睛就看清了，你们要杀出一条血路，要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坚定不移；执行让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 汕头地委的王仲、叶马凯两颗人头也祭奠了这场在世界上都有着深远影响的改革。 从1979年算起到今天，广东改革开放走了27年。而在初期就参与了这场改革的寇庆延老人，曾经是广东省委的一名常委，今年93年的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接受了我的采访。 田炳信：你是在习仲勋任省委第一书记时，在班子里任常委的吧？ 寇庆延：我当时任省委常委，83年当顾委主任。广东的改革开放大概的过程是：一开始，80年，中央决定，广东和福建先走一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79年就考虑怎么样改革开放？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开始成立四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这是中央的第一个指示。那个时候还是习仲勋在这当书记。跟那个杨尚昆两个人，习仲勋是第一书记，杨尚昆是第二书记。他两个基本上没有动起来，也不知道怎么动。真正广东改革开放动起来，是任仲夷来当第一书记，才开展起来。开展起来也没有几年，沿海走私很厉害。 田炳信：走私活动对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的形象有很大的破坏力吧，其实，开放初期，从上到下就有两种声音，两种意见，这种走私行为很容易给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提供一种放大的借口。 寇庆延：客观上是一种负面作用。也受到了中央的批评，广东当时的压力很大。 田炳信：我听说在 寇庆延：当时是任老向省委常委宣读了中央的《紧急通知》，同时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还传达了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批示是批在当时中纪委编印的《信访简报》上的，主要是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走私贩私问题。那次常委会后，省委决定由李坚真和我负责抓好贯彻《紧急通知》的工作。 田炳信：当时广东的走私贩私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寇庆延：按照当时的情况看，还是比较严重。 田炳信：都走私一些什么？ 寇庆延：主要是电子表啊，布料啊等等。 田炳信：《紧急通知》下达后不久，省委常委还集体到北京开了一次会。 寇庆延：当时赵紫阳当总理、胡耀邦总书记嘛，赵紫阳就把我们省委的常委都弄到北京去，汇报啊。 田炳信：你去了没有？ 寇庆延：去了啊，都去了，任老带去的，还有刘田夫、梁灵光、郭荣昌、梁湘、王宁、范希贤一共十几个人。赵紫阳批了一通啊。 田炳信：还记得批什么吗？ 寇庆延：他一开始就是：“你们广东放了羊了”，“你们怎么搞的放了羊了？”大概那时放羊的不多。沿海也确实乱。我都去看过。我到沿海去，那时是79年，80年、81年，我到汕头沿海去走了一趟，我去搞王仲的案子嘛，走了一趟以后我也感觉：走私分子嚣张的不得了。那个手上带着手表，手上还抓一把，手上十几块，强迫要人家买。 田炳信：电子表吧。 寇庆延：电子表嘛，当时香港走私来的电子表嘛。我到潮阳，下面几个镇子，当时的汕头地委书记跟我汇报，我说：“老刘啊，这个不行啊，这样搞下去将来亡党亡国啊！”他说：“你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啊，我们搞得好赚了不少钱。”我说：“这个钱不好赚哪。”他说：“总是改善了一下嘛。”这是哪一年啊？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们发现了王仲那个案子，当时是政法主任嘛，一调查…… 田炳信：那时王仲还没抓起来吧，他当时是海丰县委书记啊，当时好像还兼着地区的政法委书记。 寇庆延：没有，就是县委书记。当时还有一个副书记。考察以后，从海丰到地委去跟他们汇报王仲问题，当时海丰还有一个造反派副书记叫叶马凯，当地人（海丰人），当时调查我个人的看法是：王仲自己并没有多少贪污、受贿，拿现在的宪法来看，他主要是渎职，他放人哪。而且他在某些方面还是纵容的，他要了很多手表，但他都是送人的，他不是装在自己腰包了。叶马凯是当地人，文革中造反派，在海丰当副书记，后来政策变了，调他到另一个地方工作，他不去，他搞走私，搞违法乱纪。我一考察，两个人一起考察，我主张枪毙这个人，王仲不主张枪毙，最多判个死缓。当时与任老也汇报了，当时他一个人他也没好表态，后来开常委会讨论，常委一致同意判死缓，对王仲，因为当时情况严重，最多判个死缓。 寇庆延：后来到北京汇报，就是将讨论结果向中纪委汇报，中纪委坚持要杀，为什么？刹住这个风。全国还没有一个象王仲这么严重的人，他是最严重的一个，没办法，省委也没办法了，最后把王仲枪毙了，把叶马凯也枪毙了，两个都毙了。 田炳信：哪一年毙的？ 寇庆延：1983年元月17日。由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当天执行。第二天，省委还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从王仲案件中接受教训，在党内普遍进行一次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为核心的思想教育。 田炳信：枪毙了王仲、叶马凯这俩个人后，是不是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寇庆延：还是有作用的，走私贩私的风被压下去了。 田炳信：当时我们讲的走私、贩私，内容是什么？严重到什么程度？ 寇庆延：严重到什么程度，一言难尽啊。沿海特别是潮汕地区，成批成批地从香港走私。 田炳信：走私什么？手表？ 寇庆延：手表是比较突出的，还有好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 田炳信：当时你们的小组成立起来主要是干什么呢？ 寇庆延：清理、处分，需要撤职的，贯彻省委中央的指示嘛。 田炳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时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王仲和叶马凯以外再没有杀过人吧。 寇庆延：没有。抓了一批人。杀人没有，就这两个。 田炳信：后来你们这个小组成立以后六天以后，就是82年1月20号，邓小平到了广东，呆了十几天，专门听取了汇报，是不是主要听的走私问题啊？ 寇庆延：那不是。 田炳信：那次你见到他没有？ 寇庆延：我没见到。不在家，下乡调查去了。 田炳信：后来到了82年2月22号，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开民主生活会，一共开了四天半，谈个人思想的认识问题，这个你还有印象吗？ 寇庆延：有个印象，但是不很明晰。当时开放的不足了。 田炳信：不足指的什么？ 寇庆延：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怎么搞嘛。 田炳信：谁也不知道，但是还得搞。 寇庆延：中央批评后任老起了主干作用，当时有压力啊。 田炳信：压力很大是吧？ 寇庆延：压力很大。任老在干部会上讲了几句话：“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 田炳信：当时叫“三严”“三宽”。一个叫“执法更严、纪律更严、管理更严”，后面“三宽”就是你刚才说的“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 寇庆延：任老在广东威信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在困难的情况下，大家都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把大家的思想解放了。 田炳信：当时他个人的压力也很大吧。这个和当时中央的调子有点不太一样。 寇庆延：不一样，有不同的地方，但精神是改革开放，和小平同志一致。当时赵紫阳召集省委开会，是“收”的精神，他这个是“放”的精神。大家都认为要“收”了。 田炳信：当时这个话传达出去以后，对广东干部情绪调动作用很大啊。 寇庆延：那是啊。前两年，任老下来以后，写了几本书，首发式上，杜瑞之写了个顺口溜。 田炳信：还记得吗？ 寇庆延：我不记得了，去问他吧。他当时是担着风险的。任老啊，说那几句话是担着风险的，敢于讲那几句话，没有勇气是讲不出来的。 田炳信：当时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还没有现在这么深，人们的认识也简单，单纯的多，容易把一些事情放大和夸张。因为，那个年代大多数人是从毛泽东那句名言“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人们普遍对政治有浓厚兴趣的年代过来不久。 寇庆延：总的来讲，那时人们的胆子还不够大，开放不是走过了，而是还不够，迈的步子还不大。所以，当时任仲夷同志“三个更加”的几句名言，说出来不得了。 田炳信：这三句话的背景是什么？ 寇庆延：就是针对广东先行一步，贯彻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种具体、可记的解释。 田炳信：实际上，从计划经济年代的眼光来看，广东的权力比其它省要多一些。 寇庆延：对，正因为多，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不能滥用，滥用会出大问题；二是会用、善用、敢用中央给的权力。 田炳信：当时民间对广东省一个形象的说法，见了绿灯快快走，见了红灯绕着走。 寇庆延：那是一种曲解。不过，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真的说过“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的话。 田炳信：这话当时给广东很提神吧？ 寇庆延：很振奋。 田炳信：改革开放初期，你们这届班子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思想观念问题？还是经济发展慢问题？ 寇庆延：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改革开放，步子迈不开，步子怎么走？那个时候还有个“资”啊，“社”啊，姓“资”姓“社”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啊？步子迈不开啊。 田炳信：那个时候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现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吧？那时穷就是社会主义是吧？ 寇庆延：现在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我党的宗旨，那完全不一样。 田炳信：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呀？ 寇庆延：不一样。过去，毛主席的错误在哪里？毛主席的错误就在搞社会主义上。 田炳信：为什么呢？ 寇庆延：毛主席开始犯错误从哪年开始呢？从搞“三面红旗”，三面红旗就开始搞社会主义嘛，他认为那叫社会主义嘛，大锅饭嘛，那是极大的错误嘛。几千万人没有饭吃，连我们这些人，饭都不够吃，我还是省委的负责人。不够吃怎么办呢？我就跑到老厂去，要一点粮食、要一点红薯，拿回来充饥。想办法整点木薯，广州不是有木薯嘛，拿回来充饥。60年代，到梅县蹲点，支大铺，我的大铺只有我一个人，那个牛啊，老百姓叫它两头长角，为什么两头长角呢，屁股后头两个骨头突出来，没有肉啊。这不就两头长角嘛。这是一个特点。小孩，肚子那么大，脖子那么长，腿那么小、那么瘦，看了非常难受。还有，第一次听到水肿病那么多。最新名词妇女“子宫下垂”，掉出来了……。后来我们去了以后，跟他们县委的人商量，把严重的集中起来，一天三餐干饭，二两油，一周全好了。就是缺营养嘛。这完全是上面搞出来的。基层干部实在是……。比方说，开电话会，一开开到12点，最后要求：明天上午12点前报告最新的执行情况，怎么办得到？开着会就叫秘书来写报告，报告都是假的，根本没做就写出来了。是上面逼出来的。没法，整不下去，都是上面整出来的结果。 田炳信：当时我们说的“左”的流毒在广东当时表现得深不深？ 寇庆延：建党8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回忆一下，我在党内受教育70多年了，参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犯过错误，走过不少弯路，也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都有，损失最大是“左”的错误。 田炳信：你是哪年调到广东工作的？ 寇庆延：我是51年到广东来的，51年的 田炳信：来的时候整四十岁吧？ 寇庆延：53年到现在。中华民国元年出生，1912年3月， 田炳信：正好是清朝结束，中华民国成立。 寇庆延：中华民国元年。广东的“左”主要是：一、土改。华侨政策，后来又批“右”。土改总的对，但有错。打击面太宽，地方主义有，反对面太宽。今天反地方主义在广东干部中间影响很大，有些的人看法也是错误的。陶铸也是执行中央的决策，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但反“右”中打击面太宽，也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伤害人太多。当时广东有一个部的负责人，叶帅当书记时，这人“左”的要命，他搞的大案都是错案。我在分局时叶帅表扬过他几次，说他是扫把，到处扫。叶帅很注意。后来我发现几个案子有问题，我亲自向叶帅汇报，我说：“我建议不要再提倡这种东西。”叶帅问：“为什么啊？”我说：“我发现他向你汇报的几个大案都有问题。”叶帅说：“你这个反映的好，那我以后注意这个问题。”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内部问题，搞成了反革命。 田炳信：到了改革开放初期，78年，这种东西是不是更加严重了？ 寇庆延：不见得。后来比较好一点。文革是全国性的，不仅仅广东。错误表现在：老干部都打倒了，不打倒也靠边站了。像我还算好的，只靠边了一点。军管会主任是XXX，后来是XXX，他们在广东，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直接上还是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的，掌握的还是比较好一点。打砸抢，周恩来制止这个东西。所以文化大革命广东不算太严重，滥杀人也不少，下边县文革期间杀五类分子杀了不少。那也是“左”的表现。但不是上边的事，是基层的事。……怕那些人报复。 田炳信：你那时在公安厅？ 寇庆延：革委会副组长，管民政、卫生、科技三大项。手下有一个科技小组。革委会一个保卫组…… 田炳信：广东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央领导谁支持最多？ 寇庆延：小平嘛。 田炳信：如果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有谁啊？ 寇庆延：除了邓小平以外我就没有感觉。 田炳信：谷牧算不算？ 寇庆延：…… 田炳信：你见过小平没有？ 寇庆延：我是下来以后见过他，在顾委会的时候，我跟小平同时当顾委会主任，他是中央的，我是广东的。谷牧对广东是支持的，他来过几次，我接待过。对改革开放他思想比较解放，对错误批判了一些，知道他有所指，但当时不知道指什么人。后来知道了。 田炳信：指什么人？ 寇庆延：（未答）。中央老干部里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还来深圳看，说“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其他跟香港一样”。他反对社会主义吗？不是，他是不知道。过去“左”的东西太多了，中毒太深，用小平的话说是“僵化”。我想了很多：什么叫共产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们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人民生活幸福，老百姓过好日子，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不断发展经济。什么叫生活水平？生活水平包括什么？物质、精神两个方面嘛，物质就是衣食住行嘛，我们是没有吃穿用才来革命，跟着国民党混不下去，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怎么叫资本主义嘛？贫穷才是社会主义？我不要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不干了。发展生产。……小平同志在“十三大”确定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个文明；“十六大”办了一个“三个文明”，加了一个政治文明。有些人不了解，没弄清什么是共产主义。小平同志两大功劳：一个是弄清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解决了这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100多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该解决没有解决。其他社会主义都向中国学习。前希时间李长春访问朝鲜，朝鲜承认中国的内外政策都是正确的，仍然跟我们跟的很紧。一发展、致富就说是资本主义，都是不了解、不懂，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他脑子里生根种痘了。四人帮搞什么两只鸡社会主义、三只鸡资本主义，……。原来整天忙，后来建党80周年，开始想，什么叫马列主义，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田炳信：脑子里经常想是吧。 寇庆延：什么叫共产主义啊？前一个时期，我搞政法的，罗干提出“政法为民”。什么叫“政法为民”？怎么样“政法为民”？想了一些。在广东还想，中国话为什么那么复杂？是好还是坏？是先进还是落后？原因是什么？是长期封建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机制落后，自然经济，不需要讲普通话，讲家庭话够用。为什么推广普通话那么难？第一、市场经济……，第二，办教育，从幼儿园开始讲。世界上最普遍的语言有两种：英文和中文。懂这两种语言可以走遍全世界。 田炳信：能不能谈谈对任老的评价？ 寇庆延：关键时刻能顶住风浪，有马列主义基础，政治坚强，党性坚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田炳信：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寇庆延：广东改革开放正常进行，没走弯路，一拐过来就正常了。 田炳信：当时外逃人很多吧？ 寇庆延：改革开放后少了。最多是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搞的，没饭吃。62年，大量外流，搞得香港向我们外交提抗议。陶铸当时在长沙考察，打电话给赵紫阳（当时是省委书记），赵召集民政厅、公安厅、政法委、军区司令，坐一辆火车到深圳，沿途成群结队的人往香港走。赵紫阳一路走一路就：“哎呀，络绎不绝，络绎不绝”。到深圳后，围墙、铁丝网外边都扒满了人，从铁丝网下边钻。一看，晚上，香港那边一会打个照明弹，人群一会“冲啊”，照明弹，跟战斗一样。调了一个多营，把几个路口，派当地老百姓给他们送饭、送水，劝他们回来，调了几百辆汽车往回送。 田炳信：听说改革开放初期又出了一批。 寇庆延：没那么多。最多62年。到底香港好还是大陆好？他们说：“说实话，讲经济香港好，讲政治大陆好一点。” 田炳信：广东改革开放到今天容易吗？ 寇庆延：不容易。最不容易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跟不上，跟不上是合理的。 田炳信：跟得上呢，就有可能犯错误。 寇庆延：不奇怪。从来没有人搞过，完全新的，新事物总是曲折的，没有一帆风顺的。就像科学家。广东来说没有多大反复，反走私之后比较正常了，特别任仲夷领导那一段，有什么缺点马上改正，水平高。 田炳信：他理论水平很高。在他那一辈省委书记里他的水平是不是最高的？ 寇庆延：李长春没来之前他是最高的。 田炳信：胡耀邦对改革开放初期支持大吗？ 寇庆延：特区特办，特事特办。 田炳信：广东福建两省的会议你也参加了吗？ 寇庆延：没有。在哪里开的？谁开的？ 田炳信：形成了会议纪要。 寇庆延：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田炳信：但是嫖娼卖淫这个现象已经开始了。 寇庆延：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是有，比较严重。这个小平同志讲的是比较清楚的“窗户、门子打开以后，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都跟着进来了，我们要及时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大惊小怪……” 田炳信：另外当年对一些进口唱片、录音带、录像带，很多人认为是黄色的、下流的，你怎么看？ 寇庆延：很多。 田炳信：但现在回头来看，当年我们觉得黄色的、下流的，……，是不是神经过敏，没那么严重？ 寇庆延：这方面我过问的比较少，不大熟悉。这个要问陈润平，老常委，老宣传部长。广东人，很正派。杜润之大概知道一点。我们对香港的看法有片面性，对资本主义有片面性，资本主义有两面性，我们只承认它反动，不承认它先进。它有一定的历史先进作用。 田炳信：能不能简单谈谈您个人的工作阅历？ 寇庆延：70多年了。28年参加地下党，地下共青团，和共产党没什么两样，只是年龄的区别。29年参加当地农民起义，1931年，正月，初三，妈妈送我当红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10师30团3营八班，我们那个班长现在还在。 1933年，红四军到川陕苏区时，我在保卫军当秘书长；1935年，一四军会师时，我到31军91师司令部当科长；抗战时，42年，军区筹建组副部长、部长；1945年，刘邓野战军时，二野二纵队第五旅政委；1949年，武汉解放，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1951年，正月初三，从湖北到广东当公安厅副厅长，厅长，检察长，副省长，常委，顾委主任；1985年离休，至今，近二十年。 田炳信：寇老，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寇庆延：以动为纲，手脚、脑都要动。我的养生之道：坚持走路，基本吃素，心情舒畅，劳逸适度；生活规律，广交朋友。我们老干部中流传着养老基本路线：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切以健康长寿为中心，糊涂一点，潇洒一点。 有人写道，现在是没有兵，没有马，有一种兵慌马乱的感觉。那是对治安状况，一种直觉的写意和挖苦。而1978年改革初，没有枪，没有炮，却有一种炮火硝烟的感觉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文革中，毛泽东活的就像一句真理，大多数人活的像一堆废话。而改革开放就是从那样“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年代里脱颖而出。那些受了惊吓、刺激的一代人、二代人、三代人，有几个敢放言，敢直言，改狂言，任仲夷是一个。他留下了许多在南粤大地家喻户晓的名言，你比如，“特区发展靠的是‘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要敢于变通”，“善于变通，大胆去办”，“允许变通，不许变相”，“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我们的提法是‘排污不排外’”。而这一切，做为当时班子成员的寇庆延，听到了，全都听到了。我曾写过一首诗，诗名叫古井：眼睛睁圆/只留一角蓝天/青苔挂不住一丝光线/人和猿走向各自的地平线/风抚着鸟儿走远/雷呼唤着闪电/晨雾有白色的呢喃/百灵和枯枝作伴/蝈蝈躲开兔丝草的纠缠/大雁依旧在盘旋/我都看见了。 听到的不一定看到，看到的一定听到。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一个眼见耳听的老人告诉你的，你会不相信吗？（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