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6年出生，属猴。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七年。我在家里是头胎，那个年代，还没有搞计划生育，即便搞计划生育，我也该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年，到底有多少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不得而知。但我女儿2002年考大学时，人们都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生育的第一个高峰期的后代的循环期来到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受毛泽东思想影响长大的一代，也是激情释放太多的一代。在青春的躁动期和反叛期，毛泽东大手一挥，1 700万人跑到了"广阔天地"。青春期的理想仅在田野里像生长了一季的东北高粱，就露出了好看不好吃、粗糙而又野性十足的本色。

    今天回头一看，那一代人的人生轨迹颇像一个低级测绘员描出的不完整的抛物线。人口学家说那是一次非理性的迁徙，政治家则把在城市里大串联走的失去理性的火药渣子倒到了广阔天地里，让他们别再想入非非。今天，我们才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多余的一代人。读书时，我们赶上下乡，工作时碰上下岗，长身体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生孩子时又搭上计划生育的直通车。

    其实，少年的氛围就是在"人多，干劲大"的豪言壮语中度过的。毛泽东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毛泽东还提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刘胡兰、许云峰，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偶像。挖地道是我们经常玩的游戏。我们渴望打仗，渴望有机会献身在战场。上小学我们是红小兵，上中学我们是红卫兵。老师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总之，我们生活在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的前夜，也许是哪位元帅，参透了战争的奥秘，你有高科技的原子弹、B-52轰炸机，我有你炸不死、轰不完的血肉之躯。我们是不是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的一代炮灰，我不知道。但在我少年的记忆里，至今记得清晰的几句话是：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四年之后，这条豪言壮语又改了两个字，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总之，人口增长的速度像一路飘红的牛市弥漫在中国大地。仅以黑龙江为例，1949年为1 014万人，1964年增加到2 053万人，1985年达3 300万人。当地人戏言，解放以来，原有一个黑龙江，搬来一个黑龙江，出生一个黑龙江。

    我们为了对付原子弹的袭击，防空洞修了，地道也挖好了，连为了对付当时咄咄逼人的苏联，我们在中学还学了几十句俄语，全部是军事用语，"人肉炸弹"也生出来了，但想象中的战争终于没有来。对付战争的成本生出来了，但维持这些战争成本的费用怎么解决？粮食紧张，食油紧张，棉布紧张，那真是一个物质全面紧缺的年代。衣食住行，无一不紧张。原新疆区党委书记王恩茂的长子王北来告诉我，他从哈军工毕业后，在东北参加"四清"，当时讲究同吃同住同劳动，有时为了解解馋，像做贼一样，悄悄溜进县里的小饭馆，站在门口，能不停口一气吃下十个大肉包子。今天的人怎么也不会相信，人能一口气吃十个大包子。相信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这是一种非常奢侈的行为，轻则通报批评，重则要背上一个处分。

    资源短缺有短缺的办法。政治家永远比经济学家高明。中国的户籍制度从那时开始，就绷得紧紧的，像一个健美运动员身上的肌肉，每一块肉都是力量，都是紧张的象征。以二元结构为显著特征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划分为两大块，中间的通道全部拆除，能逾越的可以称作红军铁索桥勇士。

    1988年，我和任贤良(现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广电厅厅长)等另外三名新华社记者，奉新华总社之命，开始了中国户籍制度的调查。

    在一个凝固、稳定的社会中，记者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他们可以跨行业、跨地区、跨省界、跨国界，还可以跨行政级别，到一般人所不能涉足的禁区、险区、特区，对公众感兴趣的热点、难点、盲点问题，进行调查、采访。他们可以接触三教九流、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可以从政治家嘴里掏出一个封闭了许久的内幕，可以从商界巨子的大脑中挖出一个即将付诸行动的致富秘密，可以从一个绑赴刑场的大罪犯的眼神中猜出那点滴尚未泯灭的良知。总之，记者过着一个职业"流浪汉"的生活，神仙、老虎、狗三种形象同时并存。他们像荒漠草原上的孤狼，从一个觅食点奔向另一个觅食点，把捕到的猎物的血、骨头、硬皮全部嚼碎。就大多数人而言，人生只有一种姿式，但新闻记者可以在这种姿式中选择到另一种姿式，用他们多疑的目光、敏锐的观察、独到的文笔，蘸着血，蘸着泪，蘸着汗，勾勒出一个大事件赤裸裸的胴体，勾勒出一个时代沉重步伐的脚印。

    1988年，我们历时两个月，跑了大半个中国的调查结束后，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发了三篇内参（见本书附录），还准备在公开的刊物上再发表一些文章。后来，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原本刊登在《新观察》1989年6月号头条的一篇文章，随着《新观察》的停刊，永远胎死腹中。《人民日报》的编辑宋斌也组了一整版我们撰写的有关户口方面的文章，清样都打印好了，随之亦被撤销。再往后，我奉命调到新华社深圳支社工作，忙于其他的新闻采写工作，关于户口的长篇调查报告也就此搁笔。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户籍问题在中国是个禁区，写到什么程度，不好把握。这也是本书直至今日才出版的重要原因。但从此以后，我像得了一块心病，只要公开的和内部的刊物、报纸、文件，凡涉及到户籍问题的，我都顺手搜集起来。从1988年到现在也快15年了，而这15年中，我搜集的许多资料都发黄、变脆，几次搬家，这堆资料一直随家而迁。这1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发生巨变的15年，也是对中国户籍冲击最大的15年。户籍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而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随着城市化的浪潮扑面而来，户籍的管理相对来说也更加松动，更加人性化。

    这么一种变化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漫长的50多年，广大农民兄弟才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平等身份，实属不易。笔者以为，城乡人口称谓上的一视同仁，充分体现了户籍管理制度的人性化，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和公民人格的平等。毋庸讳言，目前在许多人的习惯思维中，农村就是愚昧、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农民似乎就是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下里巴人"，比城市居民低人一等，矮人一头。这种歧视现象又是源于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经济地位比较低下。农民所接受的科学文化教育普遍较低，所从事的大都是苦脏累的粗放型简单劳动，所以在少数"高贵"者眼中，农业劳动者就成了"二等公民"。

    从法律上讲，农民与工人、教师、医生、科研工作者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他们所从事的劳动都是在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仅仅是职业分工不同。从人格上讲，农村人与城市居民完全一样，都是国家的公民和主人，理应享有宪法赋予的同等受尊重的权利。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户籍管理当然要与时俱进。今天，把城乡人口统称为"居民"，说明户籍制度开始重视人性关怀和对人权的尊重，也折射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助于淡化和逐渐消除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的对农业劳动者的歧视。

    其实，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的专家和学者就在关注中国的人口膨胀问题与户籍制度。在当时的人口科学领域里，社会学家的分析，经济学家的实证，地理学家的考察，生态学家的预言，人口学家的呼吁，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风景。马寅初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之一，他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方针，实际上就是中国现在的人口政策。只可惜，这条方针晚使用了二十多年，多生出了三亿人。

    今天，写这本书，已没有了往日那么多的限制。毕竟，快速发展的经济，用它神奇的力量在改写着人们的观念，改写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也在冲荡着城乡分割所形成的巨大差异。（田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