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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曰江:只想默默为社会点一盏灯
新华网广东频道  ( 2005-11-16 16:50:52)    来源:新华网广东频道    编辑:崔凌云

采访人物:于曰江,台湾人,好又多集团董事长,广州市荣誉市民。

    间:2005年9月9日

    点:广州市童心路5号聊斋吧 

于曰江:只想默默为社会点一盏灯

    说于曰江知道的人不多,说好又多知道的人不少。于曰江,山东青岛人,2岁时被在大学当教授的父亲抱到台湾。现在的头衔是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好又多的总经理,广州市台商联合会副会长,广州市荣誉市民。

于曰江是真正的空中飞人,每年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空中飞来飞去,在他手下的好又多分店分布在中国几十个城市,从白雪皑皑的哈尔滨到夏日炎炎的深圳,从鸟鸣清泉的云南到车水马龙的上海,到处都有好又多的大卖场。

做贾行商,一直是商界对两类商人的评价,于曰江岂只是行,简直就是“飞商”了。

于曰江是在大陆取得成功的台商,是在大陆羽毛丰满的台商,也是最早沐浴中国改革开放春风、春雨,结出秋实硕果的台商。什么原因,使于曰江较早地登陆抢滩呢?

于曰江说:我听过一首《信天游》的歌,走路要走大路,坐船要做船头。

生命很快就要过去,一个时机从不会再现两次。问题在于你去抓住它,还是不去抓住它,这就是人生的十字路口。机遇也许是上帝不愿意签写真名时用的笔名。

我和于曰江相识十几年,他严肃起来透出一种机智,他机智蕴藏着幽默,他幽默中又流露着顽皮,他顽皮中显现出他的坦率和天真。真正的大商人永远是用孩童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世界是硕大的乳房,乳房里充溢甘甜的乳汁。

田炳信: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你怎么有胆量到大陆来投资办厂?

于曰江:说起来很奇怪,可能是一种运气,也可能是一种认知,你知道,当年由于政治的原因,大陆和台湾隔海多年,虽然两地的宣传不同,可是当我跨过罗湖关,投身到南中国这块充满活力、充满生机的热土上,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是一名中国人。相同的肤色,相同的语言,相同的身高,相同的相貌。我从一块熟悉的土地来到了一个更熟悉的土地。这是一块我的父母熟悉的土地,我的爷爷、奶奶熟悉的土地,我的祖祖辈辈熟悉的土地。

田炳信:由于你是出生在山东青岛,一岁和随父母去了台湾,一旦有机会回到大陆,一种陌生很多久的感觉会突然熟悉起来,亲切起来。

于曰江: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对祖国称为大陆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台湾,二是海南岛。这纯粹是一种地理差距的称谓。由于数亿年前,地壳的顽皮,一南一东,在距祖国大陆不远的地方,冒出了两个小岛。虽然,地壳的运动不能更改,但漫长悠久的血缘、地缘和人文的历史,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同属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也是一个不能更改的事实。

田炳信:最初来大陆投资,岛内的人会不会认为你们是一种投机行为?

于曰江:最初的投资,在岛内和岛外,都会被人看成是一种投机。其实投机我认为是一种不好的说法,不是一种贬义词,那是对你的胆量、眼光、勇气和智慧的另一种挑战。可以说,投机是上帝不愿意签写真名时用的笔名。

现在人们认为我是在投资了,这是一种肯定、固态、赞赏的说法。我永远清楚,对祖国有信心,对中国政府有信心,对中国的市场有信心,你就一定能成功。机会中意你,中意我,中意他,机会最后会中意那些充满爱心、责任心、恒心的人。

田炳信:我知道,在大陆办厂、经商这么多年,在台湾来的商人中,你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你是怎么摸到大陆的人脉、商脉和政治脉搏的?

于曰江:还不能说摸的很准,人有时很难说,总之,“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你像89年后,那时政治斗争敏感度不足,我们就是关了门好好做鞋。一个大有为的政府的机制,它能够在小的时候变大,慢的时候变快、变强,基本上最难的是后面。这个机制,就是“中国特色”。我对“中国特色”特别敏感,人家一跟我谈民主——立刻想到中国特色;人家跟我谈人权——中国特色;人家跟我谈管理——中国特色;人家要跟我谈市场——中国特色。

田炳信:你能不能概括一下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呢?

于曰江:中国特色的变化性非常的大,二十年来,它不跟一般的地方一样,第一,它的速度特别快,它的观念也快。因为过去对知识的领域不是很丰富,求知欲特别好。但是我们也必须说,它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好比盖房子,外表都盖好了,软件不行。往往有时只学到一半。讲到人权,有人从美国一回来就想到和美国一样。美国的人权,就职宣誓的时候都是按住圣经的,那你这边不是这样。所以,不要去学它的皮毛。学内涵。那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就出来了。“海尔”我认为是目前中国企业里面来讲是很优秀的企业。王永庆是台湾最优秀的。松下幸之助是日本最优秀的。可是这三个人,你把他一放上来,你会发现,相同的有;但是,有某一些地方,就完全推动不了,为什么呢?中国特色。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海尔,用人就疑。他不是疑你的人格。举个例子,一个人,360度,总有看不到的,总有盲区,这个盲区,也不能称之为“疑”,但简单讲,就是集合他。日本人很简单,一个命令下去,他就会做下去。这是他的过去的一种文化,一种做事的方式,他做不到他会切腹。那回过头来,台湾是什么?台湾又融合了过去传统中国的一些特性,加上了日本、美国人的一些。所以讲起来,日本有日本的特色、中国有中国的特色、台湾有台湾的特色,各有千秋。假若你不懂中国特色,那就“水土不服”。

田炳信:你遭遇过这种“水土不服”没有?

于曰江:满头包啊。慢慢地要学会。

田炳信:今天的于曰江批判昨天的于曰江。进了大陆这么多年,你对中国人、或者这个市场,感受最深的、或者最刻骨铭心的是什么?从办企业的角度来讲。你刚才讲的碰了很多的包,等到这些包消失以后,结了痂的脑袋更加硬朗了、更加清醒了。

于曰江:其实整个改变人的命运的,是一个态度。

田炳信:这个话我到是听过,说一个人,不在问题大小,关键在于态度。这个世界,成本最高的是态度,成本最低的还是态度。

于曰江:态度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成本,也是最高的成本,所以,它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西安事变。今天你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态度,坦白讲,全世界最能够穷打猛追的、努力奋发的就是一种人生的态度。

田炳信:那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你认为称得上伟人的有几个?

于曰江:不多。不过,我称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伟人”的定义并不是说他是一个企业家,能够办一个企业十年、二十年,不是。伟人他是可以影响中国一、两百年。邓小平他会影响中国,除了前面三、四百年,所以伟人给人带来的影响不是短时间的概念。第二个,什么叫做伟人?他能够让你看到10年、20年甚至50年以后的局面,能把人的境界和愿景提升。讲老实话,一个选举,就三年,没什么用。换句话说,就是让中国成为一个方向,让大家的焦距定位于此,所有的人能够聚焦在这。另外,伟人不但让你焦距对准过去,还让你前进。让你去落实。把政府变成一个非常有机制的“大有为的政府”。换句话说,就是你有愿景,我也有愿景,愿景靠什么去推动,是坐摩托车还是坐汽车,还是像农民一样赶着马车走,伟人就设立一个大有为的机制,大有为的政府。到底我们应该怎样过日子?人格的提升,道德的提升,这样的话,他已经了解到了在中国这个社会上,假如我要让中国在这一百年里能够出得来,在精神上、生活上,这个,跟一般人不一样。

蒋经国可能算半个伟人。因为他在后面的推动上不利。所以,都是有一个聚焦,都是有一个愿景,愿景就是大家心里想要的东西、用文字说出来。蒋经国和邓小平都给我们中国人塑造了一个愿景,不管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相差在哪里呢?机制。怎么能够建立一个机制,成为一个大有为的政府,让它分享下去。他没有。当然,接下来的分享的问题。怎么去感受,因为有这种感受,才最后决定你是不是伟人。所以说,这不是十年,这不是五年,几十年后,人家自有评论。

田炳信:中国有句老话叫“人生难得两块碑:口碑和墓碑。”你的好和坏是后人评价的。是真伟大还是真渺小,是真高尚还是真卑鄙,都是后人填上去的。那就说是蒋经国得了半个口碑和半个墓碑。

于曰江:讲到这里呢,因为我来中国大陆到现在是17年。蒋经国那一段我深深地感受到,邓小平这一段我也深深感受到。

田炳信:87年到现在18年了,也是你的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的过程,这一过程恰恰沐浴在中国风风火火改革开放的最重要时间段,你作为一个台湾的知名企业家来感受这一段,你对大陆的投资环境怎么看?

于曰江:第一,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我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广东?如果当初选择了上海,今天会怎么样?选择了北京会怎么样?就是应该在广东。全中国思想最能够开放、最能够接受外界变迁的、最强的,就是广东人。第二,广东人不骄傲,永远那么低调。

田炳信:会干不会说。

于曰江:广东人有钱还是穿着拖鞋。其它地方做不到。你到东北,他没钱,他借个皮鞋也要穿。还有,成都,天府之国,成都的老头和广东的老头有个比喻:成都老头遛鸟、扯龙门,知命、乐天;广东老头,愁眉苦脸的,还要怎么学习、怎么样赚钱。上海,小孩子,从小妈妈就告诉他,好好念书,念个好大学,想办法出国,回来以后到公司,好好帮人家做做事。这就是上海。启蒙教育就这样。他没有让小孩放胆创业。真正到上海创业的,多半都是宁波人。上海人认真地念书、认真地做事,将来到洋办公司做CEO。温州很好玩。前些年,高中毕业就不干了,等不及了,赶紧去赚钱。

田炳信:什么原因?

于曰江:环境。温州爹不疼娘不爱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到改革开放,中间有一些小商品起来了,但不听中央政府的,有一阵稍微整治了一下。但温州人可惜在:我们常说温州人是犹太人,错。温州人的理念、愿景,跟犹太人的差距太大了。第一,他对学习、学历不看重。他们认为:只要我拼、我聪明,就可以了。但是他忘了,你在这个阶层上可以,再上一层,上不了。所以温州没有一个人能够当官的。第二个,温州没有一个人能当金融家。1+1=2,这个小杂货铺的算法他比你行,但与市场接轨知识领域……

田炳信:就是离开手指头和脚指头以外他就不会算数了。

于曰江:他会使用的工具有限,因为他的学历的问题。温州已经开始注重他的教育,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他已经感受到“书到用时方恨少”。他的上一辈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知识领域的不足。当年假如我能够晚一点做这个事,当然机遇很难讲,能够再去念书,现在更好。所以,现在说温州人是犹太人,不对。下一辈不知道,这一辈不行。所以,犹太人在美国有一条街,温州人在美国有一条街,犹太人的街做金融、钻石、债券,最大宗的期货;我们在这边做鞋子、打火机、别针,差多了。我们还在地上爬,他一飞,你那条街是零就是零,是多少就是多少。学会炒了。但温州人在中国大陆目前是最优秀的。我刚刚讲的是他的不好处,他的好处是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地方有他那么团结、吃苦、拼搏。

田炳信:在大陆投资市场饱和了吗?

于曰江:还早呢。举个最简单例子,我们最眼前的目标小康都还没达到,所以还早呢,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

田炳信:现在投资的障碍是什么?再做大的障碍是什么?是来自于环境,还是观念,还是资金不足,还是人们的“仇富”心理?

于曰江:资金太多。今天要否定昨天。可是一个人,他往往带着昨天的骄傲迎接明天。这是人最大的弱点。但他忘了一件事情,市场是变化的。我个人认为,当你的态度出来的时候,你的敏感度就不见了,作为企业家的敏感度就不见了。比如,我们的沟通,为什么这么顺畅,因为你讲的话我90%可以懂。

市场不停的变,如果你带着骄傲,就失去了敏感,你越来越麻木的时候,就完蛋了。最重要的问题就在这地方。整个中国的前景太广大了。记住,美国搞了二百年,我们改革开放才二十年,还早呢。

田炳信:台湾人对大陆的继续投资会更猛还是会减弱?

于曰江:越来越好。台湾本身是一个海岛,它必须要外交。温家宝才一句话,台湾股票跌了好几天。台湾官方统计,30%多的外销营业额依靠大陆,我认为搞不好是1/2。就按1/3,大陆一抽,一天跌了台币几兆。你说你富有,有什么用?本身你台币几兆价值,就那么几下……。台湾人很怀念蒋经国的那段日子,大有为的政府,机制稳定,一批奋发、求知、求富、求变的人。

我一直强调一个人要有一点成就,三件事:用心、勤劳、不服输。一般人之所以不起来:用心不够,勤劳也扯淡,还没比,先认输了。不行。什么叫不服输,晚上睡觉都得咬着牙。

田炳信:咬多了疼啊。

于曰江:那你就输了。磨着牙睡。一般人,做到这三条,就不得了。我个人,IQ,父母给的;但是你会发现,第一,你有什么创意?第二,碰到危机的时候怎么处理?第三,你参加什么社团?第四,你沟通力度如何?第五,你执行力度如何?最后一个才会问到:你的专业是什么?最后这个才是IQ,其它全是EQ。

今天有这么多人有那么多成就,完全是EQ。可是,谁在教?没人教。哪个学校教谦卑的人有福?哪个学校有教:什么叫做爱情?哪个学校有教你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愿景?所以,今天的教育,人生哲学教育上,缺乏。中国现在暴发户太多,他的人生哲学太少,我们给他的机会就是不停地去赚钱,赚完了再赚,要做大、做强。牛哪有吹不爆的?大能大得过沃尔玛?强能强得过美国现在?不可能的。人家说什么叫做“知足常乐”?你这个这里不建设好、不成为你的磐石的情况下,根本你的基础是在沙堆上,多可怕。因为你没有一个哲理,你不知道赚完钱做什么?没错,赚完钱给孩子念好书,但是,念完好书怎么样呢?孩子怎么样呢?继续挖,很空啊。对财富的定义假若没有产生对周边的人的影响力,那么,请问你的财富是什么?

田炳信: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给人的回旋的空间太少了。

于曰江:人的脑子7磅重,就这么大。人无知的领域是没有人填满的,所以很多人用宗教信仰去填满。孔老夫子用他的知识去填满。信仰这一块没有。很简单,当你人,人死了就是渣。但有一个问题,人有一个灵的问题,身体没了,但灵还在。灵的归宿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所以,人是什么?是身、心、灵所结合。现在灵这个东西是空的,有人靠知识填满,有人靠信仰填满,那中国大陆这些人靠什么?台湾现在很多人有一个心灵的依托,比如到了海边,每个人家不一定有漂亮的房子,但他的庙宇很漂亮,这是他的心灵依托。也就是说,当他的人的行为的规范,在法律之上,还有一个东西在监控。如果最大是人的话,人毕竟是人嘛,他脱离不了生老病死,他不能脱离,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大陆……

田炳信:我的概括是:人生为人,人死为鬼,人死而又生,为神。

于曰江:今天否定了昨天,是神;人生要美丽,就要循环。行尸走肉、活着死,带着昨天的骄傲对今天、明天。

田炳信:你怎么看待财富?这个世界上80%的人在聚财,一生都在聚财,只有20%的人用前半生聚财,用后半生散财。

于曰江:财富绝对不是一个短暂的空间,它是一个长远的影响。邓小平,他是一个大富翁,思想的大富翁,他影响了我们的人格、影响了我们的愿景,影响了我们几代人。同样身为一个总统,他有没有财富?他当然有。每天鲍鱼、鱼翅照吃啊。假如用这个定义,他是一个败家子。所以,当一个政府领导者或者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家庭的家长,假如他虽然拥有的不多,但他有一个伟大的胸怀、眼光和品德,也算是拥有财富。

田炳信:有个正确的、平和的财富观和没有应该说还是不一样的。有钱的要多做善事,没钱的也不要去做坏事。这恐怕只是一种理想。

于曰江:圣经里有一个富翁,用1000块买地;3000块花掉;5000块创业,我想做第三种。一个人的财富的多少决定他的人生价值观。当你个人价值观是什么,就决定了你的财富观。财富还有对的财富和不对的财富、好的财富和不好的财富。不好的不一定叫财富了。什么叫好的财富?个人价值观若与企业公司、企业价值观相吻合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快乐的工作者;但是当他个人价值观、公司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吻合,就是一个快乐人生。这时,财富是好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当你只有个人价值观的时候,与企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都背离的时候,坦白讲,你那个不叫“财富”。我举个例子。他的钱得来的是杀人、放火,他的价值观实现了,但这种财富你要它做什么?或者趁老子有钱,哼哼哈哈,大家假若都学这个,这叫“财富”吗?所以财富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你这个钱对周边的影响力是什么,这个是财富。否则的话财富只是一碗鱼翅,那个叫什么?那叫“现金”。

人死了留下什么?是财富吗?你虽然不能当一个大老板,但你让你的儿女有一个正确的社会价值观,这个是财富。同样的,我好又多,我希望公司员工离开后,我现在有5万员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他离开以后,他能够成为一个为社会点灯的人,我就帮社会创造了财富。如果到哪里就是偷、贪污,这叫财富吗?

田炳信:我知道,你们集团的投资虽然已经多元化,但仍以鞋业与流通业为主。什么原因呢?

于曰江:这与我少年时在台湾生活的一段经历有关。想当年,台湾和大陆都有过一个物资、商品短缺的年代。我小的时候,因为在家排行最小,我父亲的一条裤子先是剪裤腿给我大哥穿,大哥穿完,二哥穿,到我穿的时候,就剩下一个眼大大的裤腰套在身上,很像马戏团里出场的一名小丑。而这种着装打扮,在我当时周围的环境里,年龄相仿的孩子还是很多的。大陆当年也有一句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个社会真的是一个节约型的社会,但那是一种被短缺控制,无奈而形成的一种节约。

那个时候,有三种人吃香,一是卖肉的,二是开车的,三是拿听诊器的。我想大陆当年恐怕也是如此。人们为了购买一件日常用品,许多商厦的采购员可以用二十四个字,四句话来概括: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很多消费者为了购买一件日常用品,排队都排成了罗圈腿。

正是这种记忆,可以说给我终身都打上了一种烙印。这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正是这种不能忘记的历史,让我萌生了创办一个大型的物美价廉的连锁超市的构思。为生产者减少流动环节,减少储藏、运输、管理、宣传成本,让他面对面直接和各个层次的消费者见面,这就像山西信天游里唱的一句词:妹妹和哥哥,面对面我还想你。

田炳信:你的梦想在大陆大部份实现了吗?

于曰江:大部分实现了。如今,在广大消费都的关爱下,在各级办事有效率的政府支持下,在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大环境下,如今的好又多作为一个连锁的商业企业,员工总数有五万人,至今在中国大陆33个城市开设了包括加盟在内的100多个分支机构。目前好又多的消费者会员拥有1000多万人,平均每天到好又多购物的有100多万人。去年营业额120亿人民币,今年预估140亿人民币。

田炳信:我听说你在研究顾客需求和管理模式上花了很多心血,也请了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外脑作你公司的参谋。

于曰江:由于我是笨鸟先飞,就更需要集思广益,认认真真。绝不是我做得有多好,只是在经营的过程中有比较多的经验和教训。你刚才提问的话题是一个很大又很难讲又很实际的题目。我们在中国开设商业零售企业,市场在中国,因此我们就一定要研究和懂得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市场。什么是中国特色的顾客需求与管理模式?邓小平先生说,一切要从实际出发。那么中国特色的市场是什么呢?具体来说,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50多个民族,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100多座,国民一年所得GOP US5000以上的人口占1%,US3000以上的占6%,US1500以上的占17%,US1500以下为76%。

好又多的消费者定位在中间收入的民众群体,人数近4亿人口,针对中国消费者中低收入者居多的特点,我们的宗旨,用一句话说:“又好又多。”商品的本质是物以稀为贵,物以少为高,物以轻为重。

田炳信:谁不想物美价廉,谁不想物有所值。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开放,今天的中国交通、通讯越来越发达,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富有。我们只不过是在这丰富多彩、纵横交错的世界中,给商品一个栖息地,给消费者一个一揽众山小的高地。

台湾的大学问家南怀谨老先生讲过一句话,他说:佛教是米店,道教是药店,儒教是杂货店。我看你们办的就是一个杂货铺。一个放大的厨房,一个放大的客厅,一个放大的卧室。

于曰江:由于我个人是办工厂出身的,所以在零售连锁业的管理上也多半是借鉴与采用了工厂模式,如每月盘点、初盘、复盘、抽盘,有周会、月会、季会、年会等等。平均每天工作的时间在10小时以上,全年无休。当然成绩也是一天天上升。可是就在2003年底,有一位母亲到我公司哭诉着说:这是什么公司?让我这一生辛辛苦苦养育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到你们公司慢慢变成了吃、喝、赌、嫖,外加今天还进了监狱。当我听到同仁告诉我时,内心感到非常沮丧,这对我个人的使命感、责任心、价值观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回到祖国18年来一心想默默做点事,不管是捐助希望小学、赞助失学儿童和抚养老弱病残者,我要求各区各店都定下了慈善的行为目标,作为公司的使命与责任,并且对鞋厂1.5万,好又多3.5万员工,公司要一直扮演严父慈母外带老师的角色。在这件事事发前,我总认为我的身上挂满了勋章,为实现小康社会做了点贡献,我也经常得到许许多多员工的父母给我的感谢。一些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也为我所做的善事而大加表彰。在鞋厂,许多员工都跟了我10多年,现在不但结婚生子,鞋厂还为他们备了夫妻楼,托儿所,许多同仁还买了自己的房子。相比之下,这位母亲的哭诉使我再一次警觉公司在管理上出了什么问题?让我许久长夜难眠。我一定要让坏事变好事,多检讨自己,少抱怨别人,这是公司的文化。所以围绕一个母亲的哭诉,围绕一个员工的堕落,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做了深刻的检讨,并且制定了改善的对策。

田炳信:你过去是开工厂的,现在是开卖场的,这工厂和卖场的不同在哪里?

于曰江:工厂与卖场是不同的,工厂有围墙,大门一关,每天不停地教导员工,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围墙里面的员工聚在一起就成为一家人,有规矩,有纪律,好坏分得清,价值观都是健康的。然而大卖场不同,它没有围墙,员工分在各处,全靠电脑控管,对一个人的好坏、黑白很难掌控,观念与思想更不用说。外在的环境更是充满诱惑。记得有一个同仁原来非常优秀,却犯了错,公司必须让他离开,他走时说了:“真的很对不起公司。虽知品德的堕落就像一个吃了永远吐不掉的毒钩。我都推掉厂商他所送的礼,直到一天我母亲生病,他来医院探望后,我总认为他是好人,没想到今天反而告我的就是这个供应商。”因此好又多公司对内对外修改了管理政策和发展策略,由原来的“求快、求多”在2004年改成了“求好、求精、求强”。

求好,首先是对人进行好的管理。这个行业同质化非常高,无论是商品、厂商、行销企划、陈列、营运、电脑系统,由于资讯网络的发达很难分出高下,尤其是硬件。但有一件决定成败的关键,那就是服务。服务不是只有收银员的微笑,只有柜台语气。应该说它是企业整体表现的一种态度、整体展示的一种素质、整体融合的一种观念、整体努力的一个方向。一句话,这就是企业文化的高下,企业价值观的优劣。它就代表企业的生态、生命,过去我总认为个人价值观是父母的养育和学校老师的教导。然而至今我发现比父母、学校更直接、更具影响力竟然是企业。

田炳信:台湾的企业领袖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于曰江:王永庆老先生。我感谢在年轻的时候初入社会工作即进入世界级企业台塑集团,台塑董事长王永庆老先生曾给我的教导:“勤劳、朴实、做事要像农夫一样一步一脚印”、“洗脸的毛巾再使一把劲还是可以挤出水来”、“一个人的潜力生命力,一个企业的成本永远有追求合理化目标”。更清楚地说,我们明确看到了一个成功模式。若个人的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融合后再加上若能与社会价值观相吻合,他就拥有一个快乐的工作和美丽的人生。

如果他个人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不融合,或它们融合但与社会价值观不吻合,他既工作痛苦,又一生痛苦。因此我们看到了企业价值观对个人对社会的重要性。好又多公司在人才养育上扮演的是“好又多是一个企业、好又多是一所学校、好又多是一个温暖的家”的方向。在企业中,就要扮演严父的角色,让员工知道在竞争的机制下以合法的态度,以目标管理为责任,求生存,图发展,才能取得成功,回报社会和国家。在学校中,就要扮演老师的角色,我们要让员工知道,我们做事靠的是团队而并非个人英雄,准确的观念与态度才能作出对的事,才能拥有美好的人生。

田炳信:就像在家庭中,就要扮演慈母一样。人生因为有梦而美丽,但要实现才能伟大。在起伏高低的路途上,在冬天的时候大家紧抱在一起,夏天的收割时候大家才能分享。以诚待人,多关怀、多尊重、多感恩,这就是家的关爱。你怎么看中国的员工?

于曰江: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员工,他们刻苦努力,效率高,工资低,但企业往往却要付出昂贵的组织成本与学习成本。因为他们在家里和学校的时候都以个人考试成绩的名次为标准。但在国外我们知道,如上历史课,他们都分组,一组搜集资料,一组做图标,一组做报告,一组做市场,而分数大家平均所得,让学生知道IQ用在EQ上才是成功之道。

田炳信:你会怎样去落实这些想法,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把想法变成办法。

于曰江:在作计划时,设目标、定预算、制流程要有细节,要明确责任人。执行时,提倡:一、用心;二、勤劳;三、不服输的精神。这个行业,服务要用热情。做事要用心,用心不够绝对做不好事,勤劳不足一定出问题。每天都得奋发。

追踪是管理公司最易忽略的地方。为了加强制度的落实,目标的实现,为了做好对细节的管控,我们设立了专员室,专门做追踪、做查核、做部门的协调,也做指导的老师。

逐级逐周逐月考核,数字说话,合情合理。提职提薪,公开公正公平,竞争、优化。

企业为了更长、更远、更好地发展,关键是培养教育和储备人才。我们计划在四川成立好又多管理学院,我们将响应政府西部大开发号召,尽一点小商人的力量。我们将招收穷苦的孩子,无法交学费的孩子,公司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计划每年培育500-800人左右。这些学生如果愿意到好又多,他们将担任组长级的干部,也让他们知道必须从基层干起,才能成为企业的骨干,才能成为社会的栋梁,真正成为未来的经营者。

田炳信:这些年,你在中国东南西北都开了大卖场,你也跑了许多地方,哪些地方给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于曰江:讲到这点,让我想到在那遥远而偏僻的中国大西北,祁连山下一个连植物都不易种活的小山村,叫黄羊川。从这个名字可见当初这个地方多肥沃。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沙漠化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公司,做了三、四年了,他觉得这样下去他的人生没什么价值,他要寻找有价值的事情。就到了黄羊川这个地方。去教书。可是到了黄羊川以后,他开始落泪。整个大地像沙漠一样,桌椅非常简陋。他就写了封信回他的老公司求助。老公司是做电脑的,就送了他一批电脑和书。这些人就写信说请你来看看。很多学生写了信。他就很感动,就带了人过去了。等他一过去,哇,流泪了。他才发现,中国还有那么穷的地方。

田炳信:这么穷的地方还有一帮学习的孩子。

于曰江:还有愿意有这个精神在那里教书的人。而这个地方,已经是当地最不错的一个学校。他就发挥了这种精神,让很多人捐款。这其中,包括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听到有一个台商温世仁,这个人前年过世了。他就在那边建设了一个大的类似招待所一类的,重点他在做什么?网络。他说电脑的网络救了他们。因为他发现,那边的人的穷,并不是物质上的穷,根源是因为知识穷,所以他就“愚”,因“愚”变得自私,就怯,就小。网络救了中国,救了大西部。因为网络根本不需要什么,架一个天线,就可以知道全世界的消息,把知识领域打开了。

我再讲一个的想法。他把网络做好了,但他缺什么?天上有飞的,地上要有爬的。我现在是忙的没办法。这些人没有错,他只是知识领域啊。年轻人可以,那其他的人怎么办?有的人要会种田,有的人天生不会电脑,怎么办?网络只对一个阶层,其他阶层怎么处理?我可以搞一个连锁的美容店、连锁的理发店,可以搞一个黄羊川的土豆销售出去。我从书里面看了一个故事,可能是真的。有一个老头,带了一堆大蒜,要卖。下大雨,什么都卖不掉。躲在屋檐里。后面正好是一个网吧,出来一个人,问他在这干吗?他说卖大蒜,没卖出去,不敢回家,我的大蒜绝对好,绝对……。那个人说:你等等我。就进去了。一会出来了,问:你还有多少?全部包销了。他通过网络在德国找到了销路。这就叫网络。

那靠谁来流通呢?这就是我后面的计划。伟人的厉害他可以把你的愿景提升,我们可以把自己原来“小杂货”的愿景提升了,思考用什么机制去经营。不但让股东、员工去分享,还有一大批需要帮忙的中国人。我可能会在那里办个大学。

田炳信:你常讲,以上帝的名义赚钱,最终要将这硕大的果实回报给这个培育、抚养我们的土地和社会,这才是一个企业回归所在。你和你的公司这几年做了什么没有?

于曰江:我个人觉得回报这个事,不是等有钱才做,任何人都可以做。过两天“母亲节”要到了,你哪怕给母亲写封简短的信,那也是回报。我的想法会随着我们的过程来做这件事。我再一次讲,财富的定义绝对不是你口袋里有多少钱,你有这样的价值观,你就是富翁。我没有做到的,就不想讲。第二个,这些事情最好左手做了右手让它不知道为好。我绝对不是想说什么等等。这是我做事的方式。所以我都比较擅于默默的。

田炳信:低调,只做不说;做了也不说,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

于曰江:举个例子:捐学校,我捐了几个之后,收到的让我捐学校的更多。我还没有财富,不够。当我到了火车站我更难过,我觉得这些人我都应该照顾,但我毕竟不是伟人。我能照顾的就是凡是在我公司里面的,我让他能够很平稳地生活,家庭稳定,给他一个稳定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做法。

伟人的影响力就是能够把你的愿景提升,让你的成绩、财富越来越提升,因为你人格,他可以让你分享。在这个定义上,我们不能做大伟人,我们做小、小、小、小、小伟人,有那么多员工,他自然跟你分享。不过,好又多公司也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几年,我们企业员工累计义务献血50万毫升;我们抚养赞助了800名失学儿童;我们赞助了200多名贫困大学生。我们企业的使命,沉重而光荣。

田炳信:中国的伟人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容易,一辈子做好事就不容易了。一个人开一个店容易,开一大堆店就不容易了。

于曰江:我们会全心全意,实心实意地去办好、开好一大堆店。正因为不容易,才需要我们更加努力。

商人最爱的就是机会,因为那是做生意成功的关键。我们之所以能搭乘上中国改革开放的舰母,那是因为有了伟人邓小平。我为什么称邓小平是伟人?我对伟人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当他人不在世的时候,广大人民还能享受到当年他努力奋发所获得的成果。今天我们仍然在朝他指引的方向努力,以他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树立的风范成为我们的榜样,影响了我的命运,影响了中国人的命运,更影响了国家的命运。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必须大声地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这个机会点是中华民族13亿人口,用了近百年的凌辱、伤感、忍让、无奈、悲痛、变迁而集成的,绝非天上掉下来的。

看看,这世上哪有一群那么勤劳的民众!

看看,哪有一个组织只知干活没有休假、无怨无悔的领导!

看看,全世界哪一个国家能全国上下一起的改革观念,一起的改革做事方式,一起改革生活素质!而又把市场全部开放,让别人进来一起分享而且外带给你减税,给你奖励,而这市场又是这么大,我想这是历史上难得的机会点。好又多能在短短8年的时间开设和加盟100多家分支机构,这是一个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绝对是历史发展的机会点!

田炳信:我知道你很幽默,也充满了智慧,如果在浩如烟海的寓言故事里挑一个出来,表达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你会选一个什么故事?

于曰江: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学生对长者说:请给我智慧,因为智慧可让我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长者说:不行。因为智慧是靠经验所累积的,你必须一天天反省才能得到。

学生又说:那请给我能力好吗?这样我可做大事。

长者说:不行。因为能力是靠你对世界的热情、对工作的喜爱以及你自己的努力而形成的。

学生又问:那请给我财富,让我好帮助穷人。

长者说:不行。因为财富是靠你内心的感受,就算送你千千万万的金子,如若你不知足,那财富你就永远得不到。

学生又问:你给我爱心好吗?让我用爱心对社会、国家、家人做点事情好吗?

长者说:孩子啊!你终于懂得了做事的优先次序。

爱,是力量。因为惟有爱这片土地,惟有爱这里的人民,惟有爱这个国家,惟有爱这个难得的机会,你才可用最短的时间走最直接的途径,完成个人最大心愿,更可让你的员工、顾客、企业、供应商都因为你而成为发光体,散布到中国各地,更让这地球村因这些又好又多的发光体而让世界更美好。

世界上成本最高的是态度,成本最低的也是态度。文革中,流行很广的一句变语录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我改写一个词,经商不在大小,关键也在于态度。

世界上的学问获取的   有两件,一是读万卷书,二是行万里路。这两条其实都不容易做到,能做到其中一条就不容易,于曰江做到了第二条。他走遍了世界各地,他接触了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物。除悟性外,他深深地把握了人生的一种低姿态:永远谦虚,永远低调。满招损,我想是他挂在心里的一条重要的座右铭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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