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高级记者

    时间：2005年8月14日

    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昭君酒店     

    田炳信     

    在一个凝固、稳定的社会中，记者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他们可以跨行业、跨地区、跨省界国界，还可以跨行政级别，到一般人所不能涉足的禁区、险区、特区，对公众感兴趣的热点、难点、盲点问题进行调查采访。他们可以接触三教九流、达官显贵，可以从政治家嘴里掏出一个封闭了许久的内幕消息，可以从商界巨子的大脑中挖出一个即将付诸行动的致富秘密，还可以从一个绑赴刑场的大罪犯的眼神中猜出点滴尚未泯灭的良知。总之，记者过着一种“职业流浪汉”的生涯，神仙、老虎、狗三种形象同时存在于他们身上。他们像荒漠草原上的孤狼，从一个觅食点奔向另一个觅食点，把捕到的猎物的血、骨头、硬皮全部嚼碎。他们用多疑的目光、敏锐的观察、独到的文笔，蘸着血，蘸着泪，蘸着汗，勾勒出一个大事件赤裸裸的胴体，勾勒出一个时代步伐沉重的最强者。

    何大新，辽宁省沈阳人，先是在新华社辽宁分社任记者，后调新华社河北分社任副社长，再后调新华社四川分社任社长，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8年。可圈、可点、可歌、可叹的新闻事件很多，最让何大新感到自豪的，是他为中国的水电事业狂吼了一嗓子。     

    复活新闻     

    ●尽管有“如果”的前提，但“不再对川渝投资新项目”这个概念却发挥了奇妙的作用

    ●现在流行说“细节决定成败”，我却认为是大局决定成败，高度决定成败

    ●一个擅长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如果对中观、微观经济也样样精通，那他就成神仙了

    ●新华社搞调研的优势就是又快又准，可说是反映国情的最便捷的“胡志明小道”

    ●原四川省副省长邹广严后来对我说：“你为四川人民积了大德啦！”

    ●这组报道不仅推动了中国水电建设，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高决策者的思路     

    【记者叫板经济学大腕】  

    田炳信：2002年10月18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一条通稿：总装机容量超过三峡电站的溪洛渡、向家坝电站正式通过国家立项，中国的西南部将崛起一块水电高地。而在此前，瀑布沟水电站已被批准立项并开始前期准备。此后，锦屏一级、乌东德、白鹤滩等一批巨型电站也先后正式立项或开始论证。我听说，你从头到尾参与了这一逾千亿元投资的巨型项目的论证，并在争议甚烈的情况下认真采访，冷静分析，果敢地向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直言真实情况和自己的看法。作为一名记者，这种经历很刺激吧？

    何大新：其实世界上只有一个最伟大的记者，她的名字叫历史。她太公正、太冷静、太长寿。

    田炳信：你不仅仅报道了事实的真相，还看到了真相背后的真相，并提前作了预测，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一巨大工程的论证和调查过程的？

    何大新：我是1998年6月27日离开河北赴川履职的。抵川不久，我身临庆典，目睹了二滩电站的雄姿。此后一年多里，我四赴二滩，并于1999年末写出了长篇通讯《勇敢走向世界》。2000年初，写出了内参稿《西电东送应当扩大视野注重协调配套》。我认为，二滩电站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主体工程和主要设备国际招标，采用国际通用的《菲迪克条款》，按照国际规范项目管理模式管理，并培养了一批懂技术、善管理、有市场和开拓意识的复合型人才，积累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管理巨型水电工程项目的经验，二滩的建设是极为成功的，为中国建设巨型电站开了个好头。然而，随着二滩6台机组陆续并网发电，舆论和一些专家也开始关注二滩因电卖不出去而弃水并造成亏损的现象。

    田炳信：这些年，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自然条件、资源的差异，发展很不平衡，南北落差很大。围绕这些落差，中国的经济学家作出了许多解释。特别是在北京的一批学者，给高层进言的机会多，他们的话语权大得很。

    何大新：正是这样，关于上不上二滩水电站，当时争议很大。北京有一位知名学者经过调研，于2000年4月在向中央最高决策层提供的《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第27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部开发三大原则———二滩水电项目严重亏损的调研报告》的文章（后公开发表），文章公正地评价了二滩水电站的建设和管理水平，客观地展示和分析了其亏损现象和原因，也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忧国之心可佩可赞。但遗憾的是，文章在最后提出：二滩目前的这种局面完全是人为因素所致，是典型的政策失败、计划失败和制度失败。文章建议：“在处理二滩问题上，中央要有权威，说话要能算数，要有调控手段，因为二滩是世界银行在华投资的最大项目，二滩项目的效益好坏，直接涉及到能否按期、按量还本付息，直接涉及到中国的国际信用问题。中央为此必须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如果出现不履约的情况，不仅应追究国家电力公司和地方领导人的责任，而且应当扣减川渝两地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额，也不再对川渝两地投资新项目。”

    田炳信：这位学者的进言起到作用了吗？

    何大新：中国的官场历来有潜规则作怪。这位学者的上述建议是否准确是一回事，而其产生的后果却是另一回事。尽管有一个“如果”的前提，但“不再对川渝两地投资新项目”这个概念却发挥了奇妙的作用，起码影响了国家有关部委对在川渝两地特别是四川地区上大水电项目的决策思考。而在这一言论发出后的一年多里，四川省早已上报的若干大水电项目中，国家没再批准一项。

    “四川的水电多了”。一时间，在中国社会的若干层面都出现了这种现在看起来是笑话，当时却颇有市场的说法。四川省着急，国家有关部门也着急。话说回1999年初，有次参加考察活动时我和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谢世杰一起吃饭，现在仍任省长的张中伟也在场。谢世杰对我说：“现在有个说法：近期不要轻易在西南地区上大水电。我认为，上不上大水电，一要从全国布局出发，从全国能源配置的角度看西南水电；二要从长远角度看水电，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大新，你能不能抽出时间，亲自操刀搞个调研？”这个题目我觉得越嚼越有味，便答应尽快研究。

    田炳信：新华社记者可以跳出一省一区，站在更开阔的角度上去看问题。

    何大新：对。2000年7月，四川省委负责人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最近对二滩电站投产和能力发挥不足，各方议论较多，我认为应有一个客观分析，这么大的机组投产，有一个消化过程（全世界都一样），再加上重庆划出后，原分配给重庆的用电量是2/3，现在用电不到1/3……四川的水电资源要在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上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跳出四川“讲普通话”

    田炳信：现在流行说“细节决定成败”，我却认为是大局决定成败，高度决定成败。细节是执行者注意的事，大局、高度是决策者注意的事。你当时是怎么对这事进行梳理的呢？

    何大新：首先是要跳出四川说普通话。当时积极主张四川上大水电项目的多是四川人或是在川工作的领导，在这个平台上发出的声音会被人认为是“讲四川话”。我作为新华社记者，肩负着党中央耳目喉舌和国家通讯社的重要职能，但因身在四川，与专门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甚至是最高层的决策参谋们争论，会不会有为地方说话，向国家要项目、争利益的嫌疑？我自己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为此，我在采访前理清了四个问题：

    一、“四川水电”不是“四川的水电”，而是“中国的水电”，如同黑龙江的石油、山西的煤炭、新疆的天然气一样，绝非姓黑、晋、新，而都姓“国”。重要资源必须从全国综合配置这个角度考虑；

    二、中国用电重点地区在东部，而资源却主要集中在西部，西部要从全局考虑开发布局；

    三、中国是水力资源大国，而现在发电量4/5来自火电，结构非常不合理。让水电“升帐”，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

    四、二滩作为中国第一个超300万千瓦装机容量的巨型发电站，其亏损有体制和水力发电自身规律特点等诸多因素，应予客观分析。

    心底无私天地宽。我想，确立了全国观点，就能做到跳出四川说普通话。

    其次是要客观地面对这位学者，说直接点就是能不能反驳这位学者的观点。一来我与他素昧平生，干嘛得罪人家；二来我还没有浅薄到非要找个名人吼上一嗓子的地步。当时我这么认为，这位学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又身居要位，在宏观经济理论上确有高论，对国家贡献很大，我学识不及，但这位学者一段时间内对中国水电、纺织业、官场腐败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等观点，我又觉得颇经不起推敲。我想，作为一个擅长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如果对中观、微观经济也样样精通，处处都能提出高见的话，那他就不是专家，而是神仙了。更重要的是，用客观规律和事实反驳这位学者的观点，决非冲着其个人，而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此为最高利益。一个记者与一个学者的关系如何，与此相比微不足道。这位学者对上大水电持“慎重”态度，出发点是国家免受损失，我对上大水电持“积极”态度，出发点是中国需要电，需要调整电力格局，同样也是为了国家免受损失。“慎重”和“积极”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作为官场语言，外表是美丽的，其中的哲学思考和客观效果却大相径庭。

    田炳信：那段时间心情比较复杂吧？何大新：再不说出来就憋死了。

    四篇文章表达真知灼见

    田炳信：你去过几趟二滩？

    何大新：前后五六次，第5次去二滩时才是带着“四川的水电多了吗”这个问号去的。二滩在攀枝花西部的大山里，位于雅砻江与金沙江汇合处上游30公里处。由于此前两年多里我已四访二滩，对它的自然情况以及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情况已经很熟悉，此行我紧扣目的，采访了时任二滩公司总经理的刘俊峰，他重点向我介绍了二滩在全国水电中的位置和在西电东送中的作用。我又采访了时任二滩公司的副董事长、刘俊峰的前任孙中弼，他详细介绍了二滩的建设贷款和税负情况，重点分析了二滩亏损的原因。我还采访了国家电力公司成都勘探设计研究院的几位高级工程师，他们介绍了二滩电站的功能特点以及四川其他重要水电项目的相关情况。随后，我又到攀枝花市采访了当时的市委书记秦万祥，他向我介绍了二滩电站建设发电对攀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田炳信：新华社搞调研的优势就是又快又准，没有学者的装腔作势，也没有官场的层层请示汇报，可说是反映国情的最便捷的“胡志明小道”。你在二滩采访了多久？

    何大新：4个整天。完成采访下来，我的脑袋有点发涨，里面装的东西太多了。回到成都后，我又分别采访了四川省副省长邹广严、省计委副主任李亚平和四川电力公司总经理石万俭。

    趁热打铁，我又马不停蹄地飞赴北京采访几位专家。之后，我来到国家水利部，找到了现任水利部常务副部长、先前曾任四川省副省长的敬正书，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水利部发展水电的规划以及他个人的想法，并向我推荐了水利部总工程师高安泽，高总工程师为我已掌握的大量情况作了画龙点睛的指导。

    田炳信：调研报告是先发内参还是先发通稿？

    何大新：稿子写完时正值“两会”召开，为扩大影响，8000字的公开稿发表在《新华每日电讯》上，很多报刊全文转载。接着，我又写了3篇内参，题目是《从全国大局看水电的多与少》、《二滩水电站巨额亏损原因何在》、《“西电东送”不能忽视配套政策》。

    田炳信：内参稿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何大新：主要有这么几个观点：

    其一，有人提出四川的水电已经过剩，应当慎重在四川投资兴建新的水电站。但经过在四川比较详细的调查，并听取了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后，记者认为：这个“多”与“少”应从全国角度而非只从一个省的角度来论；应从长远目标论，不应从眼前状况论。把四川水电放在全国的格局中看，不是多了，而是要大力发展。有关方面应冷静地思考这一点。

    其二，中国东部人口稠密，工业集中，用电需求量大，能源缺乏；西部资源丰富，自身缺乏消化能力，东西部又共同面临着保护环境和合理使用能源的大课题。根据这个特征，特别要改变目前中国火电比例过高、水电比例过低的不合理状况。“九五”期间，国家确定了“优先发展水电”的原则，并提出了“西电东送”的整体方案。可以说，在今后一个不短的阶段内，我国以水为主的发电基地在西部，用电负荷主要在东部的格局大势已定。

    其三，四川素有中国“水电王国”之称，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等大河飞流直下贯穿全省，全川水资源蕴藏量1.43亿千瓦，占全国的25%，水电资源之丰富居全国第一。我国的煤炭储量在世界上并非最多，但开采量却是世界第一。我们应当珍惜有限的一次性能源，尽量给子孙后代多留一些。

    其四，要破除地界意识。四川是中国的四川，四川的水电资源是全国的财富，犹如山西的煤炭不能只在山西消化，黑龙江、山东的石油不能只在黑鲁消化一样，四川的水电资源也要参与全国的资源优化配置，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四川的水电只开发了10%就出现了富余，恰恰深刻地说明了全国水电这篇大文章还没做好。

    其五，大力发展水电，建议国家宏观决策部门抓紧时间进行以下探索：一、规范电力市场，严禁在大电网覆盖范围内建设小火电厂，“西电东送”不但要列入国家建电、输电计划，还要列入各省用电计划；二、改革信贷制度，延长大电站还贷期；三、建立跨省区分税制，制约“谁建电谁收税”，打破保护主义壁垒；四、加快大电网联网建设。

    提前两年预言大面积缺电

    田炳信：这组稿子播发后的影响你估计过吗？

    何大新：想到一些，但没想到有那么大的反响。《四川的水电多了吗？》公开稿发出当天，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四川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杜江给我打电话说，由于每个代表的房间都有《新华每日电讯》，今天代表们都看到了你的这篇文章，写得真是太好了，替中国水电说了公道话，也为四川人民说了公道话，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四川省副省长邹广严后来在成都锦江宾馆设宴请我时说：“你为四川人民积了大德啦！”

    不久，敬正书副部长也给我打来电话，中心意思是那位学者的观点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有关部委小心翼翼地涉及西南水电项目，更慎谈上大型水电项目，你的稿件发出后影响很大，可以说文章已经扭转了国家有关部委对在西南建设大型水电站的看法，你的文章的影响力将在今后的国家决策中体现出来。

    2003年秋，国家电力公司一位局长到四川考察工作时表示：那组关于水电的内参在宏观上把握了中国的电力格局和水电发展大局，提前两年预测到中国将出现大面积缺电，并提出应当科学、适时地建设大型水电站，确实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田炳信：这组报道不仅推动了中国水电建设，推动了国家水电政策的调整，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高决策者的思路。

    何大新：不敢当，但文章发出半年后，国家有关部门的确开始对文章中点名的溪洛渡、向家坝、瀑布沟、锦屏一级等4个装机容量超300万千瓦的巨型电站进行论证。其中，位于大渡河中游的瀑布沟电站总装机容量为330万千瓦，当年1月被国家批准立项，已于2004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位于金沙江下游川滇交界处的溪洛渡、向家坝两个巨型电站于2002年10月获国家批准立项，开工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展开。其中，溪洛渡电站总装机容量1260万千瓦，向家坝电站总装机容量600万千瓦，两者相加为1860万千瓦，比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的三峡电站还大40万千瓦。位于雅砻江中游的锦屏一级电站于2003年12月获国家批准立项，总装机容量为360万千瓦，她的姊妹站———锦屏二级电站总装机容量为440万千瓦，也在论证之中，希望颇大。另外，从2001年1月至2004年11月，位于川、云、贵的另外一些巨、大型水电站，如乌东德、白鹤滩等也开始进行动工前期准备，这些都让我欣喜若狂。

    田炳信：最富戏剧效果的是，这组文章见报不久，全国性的大面积缺电就出现了。现实捉弄起人来，有时真是毫不留情。

    何大新：是的，我在《四川的水电多了吗》一文中发出警告，2000年夏季，华东、广东、北京、天津、河南南部一些城市已经出现缺电现象。到文章发表后的2001年夏季，缺电现象进一步扩大；2002年，全国开始大面积缺电，共有河北南部、内蒙西部、山西、上海、浙江、江苏、河南、四川、重庆、广东、贵州、宁夏等12个省、市、区出现拉闸限电现象。进入2003年，又新增云南、甘肃、宁夏和青海等4个地区。也就是说，全国已经有一半省份缺电。2004年，电力需求受GDP增量拉动继续增长，继2003年16个省级电网拉闸限电后，又新增河北、山西等8个省级电网拉闸限电，缺电省份扩大到24个。就连号称“中国水电第一大省”、两年前被冠以“电多了，不宜再上新的水电项目”的四川省，2003年上半年拉闸限电也达到5万多条次，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当年冬天破天荒地从华北地区买入2亿度电救急。

    正是由于在最应上水电的时候我们错过了机会，建设期较长的水电现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临时抱佛脚，只能是选择火电机组开足马力，这又刺激到各地加速上火电项目。于是，“电荒”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煤荒”。

    要把发展的代价控制到最小

    田炳信：真是计划不如变化快，变化不如发展快。“预则立，不预则废”，真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你认为电荒今后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吗？

    何大新：我过去和现在都这么认为。国内外一些专业机构的调研表明，按照我国目前的建设速度，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国际电联根据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测算，到2020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是目前的2.6倍，达42000亿千瓦时，这就要求把全国总装机容量从目前的3.53亿千瓦提高到9亿千瓦左右。届时，即使三峡工程的26台机组和金沙江4座巨型水电站全部投入发电，也不能满足需求。

    事实是最好的老师。面对2002年以来的大面积缺电，国家决策部门一改几年前的“慎重”态度，除接连批准巨、大、中型水电站建设外，还新批了众多大、中型火电站新项目和扩容项目。“十五”规划原确定“十五”期间全国新开工的电源项目为6000至8000千瓦，现已决定再增加3000万千瓦，上限达到11000万千瓦，到今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3亿千瓦，但还是不够用。

    田炳信：所以说，有人用肉眼看事，有人用慧眼料事，有人用天眼观事。一般凡人长个肉眼也就算了，决策者、掌权者长一副肉眼，那一定会误事、坏事。

    何大新：现在中国的智者已经在思考如何在石油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发挥水电的作用，如何既发展水电又不破坏我国的生态环境了。

    田炳信：但这又是一个两难选择。有个笑话说，有两个人在树林里过夜，树林里突然跑出一只熊来，两个人中的一个忙着穿球鞋，另一个说：“你穿球鞋有什么用？我们反正跑不过熊！”忙着穿鞋的人说：“我只要跑过你就行了。”中国人现在的状态就是那个忙着穿球鞋的人。问题是要发展就要付出代价，付出多大的代价为之好，其中所要寻找的平衡点就是再伟大的数学家、再精明的经济学家也难算出来。中国人手中那些不可再生资源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实在少得可怜。

    何大新：其实这是一个极简单的命题：当今世界上，想干点什么事，哪会没有成本呢？要工业化，要城市化，就必须付出一部分的环境成本。在这里，熊掌与鱼，真的不能兼得。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一个没有工业化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骨头的国家；历史也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一个没有实力的国家，是保不住目己的田园风光的。所以，在锁定国家民族的奋斗目标时，我们必然要有付出一定代价的精神准备。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不付这个代价，而是如何把这个代价控制到最小，既达到我们的发展目标，又保住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田炳信：天下最浅显的道理也是最难回答的道理。

    何大新：我自认为是个环保主义者，心底深处一直躁动着一些很复杂的想法，不吐不快。我常感慨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像人类一样珍爱自己的孩子，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像人类一样破坏子孙的生存环境。我不愿意破坏一草一木，从不向任何一个地方扔易拉罐、包装袋，喜欢到草原、森林呼吸，喜欢到大自然中拍摄，甚至曾在卧龙认养了一只大熊猫，起了一个许多年前准备给儿子取的名字———“大山”。特别是在各种与环境发展相关的会议和争论中，我声嘶力竭地呼唤着绿色，呼唤着生态：如果为了发展而破坏生存环境，我们要扪心自问，发展是为了什么？所以怒江上游的电站、金沙江虎跳峡电站上不上，都确实应当考虑到生态保护。

    现在指望用水电来替代石油的想法是天真的，但不去寻求用水电来缓解石油短缺的做法则是愚蠢的。中国一边面临缺油的巨大压力，一边却是丰富的水利资源未加以利用。所以说，让水电“升帐”，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的选择。

    我的朋友蒋耀波，今年因生病在家休息，他在思考生病的环境和生病的资源时，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比喻：石油是一种使我们统治了地球，而没有使地球统治我们的“毒品”，许多习惯了不用艰苦劳动的人已经对它产生了彻底的依赖。

    只需适当的求证就可以发现，100多年来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的疯狂消费，一方面给了我们舒适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使我们陷入了当前的困境。

    进一步求证便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正站在古生物燃料时代的终点———这是最后的资源。

    同样作为一种最后的资源，因为“无利可图”，因为不具备经济上的重要性，便不得不很少占据政府的议事日程，便不得不面对生存的绝境，如湿地，如沼泽。

    于是，我们会在某一天忽然清醒地发现，很难再见到大片大片地被誉为“植物界的仙鹤”的野莲了。于是，最后的一条泥荫鱼在最后一个水塘里作最后一摆之前，鹤们从这最后的沼泽上最后一次优雅地飞起来，并吹响了它们告别的号角……

    人类的进步，难道真的不能让油田、农田和沼泽在和谐与宽容中共存么？

    人只要是个有腿的动物，他就能走出自己的路。

图：位于四川雅砻江下游的二滩水电站泄洪时的景观。（新华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