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刘晓春，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时间：2005年1月11日地点：广州市童心路5号聊吧     

    前沿思考     

    ●民谣实际上是民间最大的宣泄肛门

    ●政治民谣是官场中人对当下体制的一种讽刺

    ●每一场社会变革的前夜，政治民谣都会很多

    ●因为无须承担责任和风险，有的民谣很阴毒

    ●一些政治笑话的作者在“文革”可以枪毙几次了     

    天籁之声，地籁之声，人籁之声。世界上最自然的三种声音，雷鸣电闪，虫鸣鸟叫，嬉笑怒骂，来得自然，传得久远。

    民谣是人籁声中最具隐蔽性、最具传播性，又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声音。自古以来，它就以通俗、风趣、幽默、易记、上口的形式像空气般始终飘荡在历朝历代的人群中。你喜欢听，他存在；你不喜欢听，他也存在。就像大江东去，落日西沉，是从不以人的意志力转移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南粤学府里，研究民俗的少，研究民谣的更少，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因为民谣的飘忽不定，还是世俗的模糊性；是因为民谣的犯异，还是因为民谣的暗示与讽刺，不大受人待见。不管怎么说，刘晓春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研究民谣的青年学者。刘晓春人瘦，个矮，但对民谣的见解和心得却有气吞山河的架势。     

    民谣彰显草根智慧　承载民意反映舆情

    田炳信：民谣不是官方倡导的，是来自民间的东西，就像一张隐蔽的大嘴，无处不在。你怎么想起来搞民谣的？

    刘晓春：1991年，有人叫我写文化批评的书，其中涉及到民谣，从那时我就开始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并对民谣产生兴趣。民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虽然我们看到的民谣大部分是上层文化人的创作，但它仍然是很重要的、反映民意的渠道。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日益向纵深拓展，新旧体制的矛盾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社会同质性趋于消解，当下的中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社会，以至于以理解分析社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阐释焦虑。然而，社会的变迁越复杂，普通民众对于社会生活的阐释就越显出其草根智慧，当下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民谣，正是民众智慧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民谣不仅仅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舆论，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一种政治的表征。

    田炳信：不夸张地讲，民谣是我们社会的“天气预报”和“晴雨表”，我们国内有很多调查机构，却很少去分析这种社会情绪。

    刘晓春：现在学界认为，口头文学在总体上趋于没落，但民谣却以其短小精悍、易于记诵传扬、针砭时弊毫不留情、高超的讽刺艺术等特点，在民间不胫而走。我们不能只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而应该从历史、文化、权力的角度加以分析，才能更为深刻地对当下民谣流传的现象作出解释。

    田炳信：口头文学的生命永远都存在于鲜活的口耳相传之中。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任记者，在这块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地上采访，你时时会感到这种存在。

    比如，对干部公费吃喝的行为，从谐语到顺口溜都有入木三分的勾勒：检查团（解谗团）、常委扩大会（肠胃扩大会）、久经（酒精）考验的优秀（油袖子）干部。对白吃者心态的调侃———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

    民间对于不正之风和社会腐败现象的挖苦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下去一批瞌睡的，上来一批喝醉的。”“玩麻将一二个晚上不睡，打伙计三四个不累，跳舞五六种姿式都会，喝烧酒七八两不醉，干工作什么都不会。”

    当然，这些顺口溜在正式的采访场合是不易听到的，但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如旅馆、车站、码头就不难听到。这些顺口溜、歌谣由于押韵、形象、好记，特别是本身不加修饰，它的真实、尖酸成了流传的第二种动力，使得许多顺口溜成了民间情绪、认识、看法的载体，变成一种不上报纸版面、不上电台的无名氏文章。

    刘晓春：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证明，反映社会舆论的民谣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强大的政治舆论与斗争功能，很多时候民谣甚至预示了政治变迁的趋势。比如西汉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揭露了刘邦成就霸业后的独夫心态与行为。“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皇帝卖酒醋”，揭露了宋朝乱世的政治没落景象。无论是古代民谣，抑或当下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反映社会现实的民谣，都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形式，它代表着一种社会舆论，在貌似“以谣传谣”、谐谑调侃、讽刺嘲弄的流传形式之中，传达的则是深刻的社会政治信息。

    田炳信：民谣大部分有调侃和讽刺意味，是对社会框架下不合理、不公正现象的鞭挞和挖苦，从而得到某种舒解和满足，可以说民谣实际上是民间最大的宣泄肛门。

    刘晓春：对，民谣是一种减压法，老百姓通过口头形式的宣泄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像以前在乡村大树底下讲故事，除了讲传闻，也会讲一些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看法。

    社会开明政治进步　段子才可广泛传播

    田炳信：以前的民谣依靠口耳相传，现在随着手机短信和互联网的出现，这种传播产生了相当大的裂变，当中以黄段子传播得最快，可谓无奇不有，这对性的舒缓有一定程度的作用。还有一些政治讽刺的段子，对一部分人来讲是顺口不顺耳，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加修饰、赤裸裸的情绪一古脑端上新闻传播媒介，当然是不理智的，但如果无视它的存在和影响，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顺口溜能从民间分泌出来，必有分泌的土壤，能在民间不胫而走，必有不胫而走的动力。

    刘晓春：对。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基本上属于草根智慧、“无声”智慧，是乡土社会中不识字的民众表达情感、传承历史、评判当下的工具。不用说前文字时代，即便是进入文字时代后，乡土社会的口头文学与庙堂性的作家文学之间，无论是审美情趣还是审美形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分野。口头文学少雕琢、去粉饰、存真情、直抒胸臆，既充满浪漫想像，也直面现实，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文学形式，口头文学所张扬的思想，历来都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相对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言，口头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他者”，正因为这一缘故，口头文学从来都被上层统治者视为“鄙俗”、“浅陋”，而被排斥在圣贤文化之外。

    田炳信：坊间流传的段子对于社会现象或讽刺，或嘲弄，或戏谑，或调侃，或规劝，目的在于抒发情志，褒贬时风，议论时政，抨击时弊，表达爱憎。无论采取何种态度，段子都是民间政治意愿的素朴的表达形式。

    记得1985年，我到内蒙古兴和县采访，兴和县是内蒙古党风实现好转的一个典型县。未到兴和县城就听人说，兴和县是“党风好了，朋友少了”。此话怎解？后来该县一位副县长解释说，顺口溜里的“朋友”是指那些掌握了人、财、物大权的人。这些人到外县工作，人家像敬神明一样款待，大鱼大肉，走时还奉上礼品。可在兴和县，则是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办，不管哪级领导来都是简简单单的工作餐，不上白酒也不上啤酒、果酒，不陪客就餐，更不奉送礼品。这种做法坚持下来的结果，就是那些“朋友”再也不愿主动登门了。

    实际上，那两句顺口溜揭示的恰恰是党风建设中的不同步问题。由此入手，我采写了内参《兴和县的苦恼》，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作了批示，后来《人民日报》根据这篇内参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评兴和县的难言之苦》，引起了强烈反响。

    刘晓春：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之所以可以透过民谣观风俗，知得失，察民情，正是因为民谣蕴含着民众的政治心声。一旦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社会秩序的失衡会更加强烈地刺激人们的评论欲望，表达愿望的段子便会迅速地蔓延开来，成为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共同评价。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段子简洁精炼、合仄押韵、幽默风趣、通俗易懂、琅琅上口、易传易记，其广泛流传是建立在具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的人们对社会现象、社会矛盾一致认识的基础之上，当一种共识形成广泛的舆论力量之后，便会借助某一种传播媒介传递开来。

    田炳信：说得不错。我想这里原因有二：一是顺口溜、歌谣的超前性。也就是说，当社会上某种现象、某些情绪刚露端倪，一部分敏感的人就先察觉到了，这种感觉一旦被凝固在顺口溜和歌谣中，这种超前意识的无省界旅行也就开始了；二是当代歌谣、顺口溜中产生的批判魅力。它对一些丑恶、腐败社会现象的抨击、批判是无情的，不加任何修饰，因而更显其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一部分人心理上说大实话的宣泄，只不过这种宣泄多少带有一点“私生”的味道。

    刘晓春：段子并不是对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作深刻思考的艺术形式，而是一种表层的、初步的思考，它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理解也肯定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情绪性和极端性。在某种程度上，段子是以非严肃的形式，寄寓了民众严肃的政治思考。

    田炳信：在中国，传统上有两件事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的，一是政治，二是性。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对政治品头评足，说三道四，特别是在人性畸变的文革年代，大家都不敢说真话。有人调侃说，照“文革”时的标准，现在一些政治笑话、民谣的作者及传播者都可以枪毙几次了。大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对现在的口头自由充满幸福感。

    刘晓春：这是社会开明、政治进步的表现，人们可以嘲笑社会上的不合理和丑恶现象。领袖不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神，他同百姓一样，也是吃五谷杂粮放臭屁的。我们的社会的包容性、承受能力与以往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针砭时弊抨击丑恶　民谣最能一针见血

    田炳信：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民众现在已经相对具有抒发主观情绪的自由，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民间都能够及时地以民谣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评论。

    刘晓春：改革开放以来，彻底惩治官僚腐败，净化社会风气成为民众的最大希望。对于少数官僚的贪污腐化现象，民谣运用简洁的语言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抨击，“占公家的不嫌贵，说到工作全不会，打起麻将不想睡，领导说什么都喊对。”“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村长下田头，手上有烟头。乡长下田头，秘书在后头。县长下田头，记者抢镜头。”

    官员的腐化堕落，助长了许多庸人跑官、买官，民间对此也有相应的民谣加以描画：生命在于运动，提升在于运动；不跑不送，听天由命；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更有一些民谣把官场升迁中的丑恶现象和性巧妙地联在一起：有五个女干部竞争一个职位，最后有四个落选了。领导找落选的四个女干部谈话，问的话是一样的，只是回答不同。领导问：“你知道为什么落选吗？”第一个答：“知道，我上面没人。”第二个答：“我上面有人，但他不硬。”第三个答：“我上面有人，他也很硬，但是我在下面没活动。”第四个答：“我上面有人，他也硬，并且我在下面活动了，但是我没有出血！”

    还有一首“错别字”打油诗，对造假、浮夸、短视讽刺得更狠：植树造零，白收起家，勤捞致富，选霸干部，任人为闲，择油录取，得财兼币，检查宴收，大力支吃，为民储害，提钱释放，攻官小姐。

    田炳信：官场腐化，大到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小到吃喝玩乐。对于官僚的吃喝玩乐风气，也有一首仿毛泽东《长征》韵脚的民谣加以揭露：“当官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海鲜烧烤走鱼丸；桑拿按摩周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但是，也有一部分官员恬不知耻地以“大吃不大喝，受礼不受贿，喜新不厌旧，风流不下流”作为“约束”自己行为的“新四项基本原则”。

    刘晓春：对于这种新时期的官场“群丑图”，民谣《九平干部》也作了刻画：“口中讲小平，文章有水平，左手持文凭，右手握酒瓶，对上会摆平，对下能铲平，家中有暖瓶，外头有花瓶，生活上水平。”

    田炳信：民谣、顺口溜以及流传的笑话中，除了讽刺和挖苦以外，也有许多是规劝和善意的提醒，非典期间坊间流传的民谣则大多具正面意义，比如：“非典在作怪，病毒传播快，通风勤洗手，口罩酌情戴，重视不恐慌，健康好心态，我一份关爱，你健康常在。”

    刘晓春：可是真正流传广的，还是应了新闻界那句老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民间的说法则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手机网络虚拟广场　变身语言“狂欢地”

    田炳信：民谣、顺口溜、笑话除了在社会的特殊时期会有“井喷”现象外，在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中，它就像一股暗流在悄无声息地流淌，只可惜这些鲜活生猛的材料，没能进入专业的社情民意调查机构的视野。

    刘晓春：相对于民众丰富的创造力来说，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些民谣实在是沧海一粟。民谣的传播范围非常广阔，其传播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我们可以在朋友聚会中、从因特网上、在茶楼酒肆、田间地头获得这些信息。民谣的流传带有政治动员的性质，民众在传播的过程中可以自由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社会现象或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

    田炳信：民谣的流传无需经过商品化、市场化过程，更像一群野马，桀骜不驯，无法管制。

    刘晓春：民谣可以说是一种狂欢。狂欢有身体上的狂欢，也有语言上的狂欢，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一个类似于广场的东西。在哈贝玛斯的“公共空间”概念里，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形成了作为公众意见载体的公众。民谣是公众意见的一种表达形态，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前在“三月三”等节日里，大家聚集在一起，在实实在在的广场中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一些意见，现在传播工具的发展出现了“虚拟广场”，大家不必聚会，通过手机、互联网就能宣泄自己对政治、对社会、对性的看法。

    “黄段子”泛滥有因　百姓需要宣泄压抑

    田炳信：除了上面我们围绕政治、经济和社会所探讨的民谣、顺口溜、打油诗外，其实还有相当多的民谣是指向性的。性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是一件能做不能说的事情，民间早期的民谣，更多是借助联想、隐喻、借喻、比拟来委婉地表达，现在则有“四大惨”：老婆被泡，情人被撬；赃款被盗，伟哥失效。“四大虚”：领导的肾、报纸的稿，歌星的笑容、统计局的表。“四知”：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楼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包厢才知道老婆老。“四讲”：上午讲正气，中午讲义气，下午讲手气，晚上讲力气。“四项基本守则”：喝酒基本靠送，抽烟基本靠供，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现代关于性的民谣量大传播速度快，也快成了“快食面”———直、白、露、浅、脏。

    刘晓春：口头宣泄的确大部分与性相关，其实民歌中大部分都是情歌，其中那些隐喻技巧很高的流传甚广，这也是老百姓放松自己的一种方式。

    田炳信：情歌其实就是性歌。手机短信段子关于性的内容可说五花八门，有两个段子很有意思：“现代社会疯狂了，绵羊开始吃狼了；猫和老鼠上床了；兔子也吃香肠了；没外遇就色盲了；女人九成出墙了；包二奶也正常了；短信全都泛黄了。”“世界上最美的歌：伟哥！最甜的奶：二奶！最秘密的人：情人！最畅销的书：女秘书！最贵的房：乳房！”

    刘晓春：这反映出老百姓在用各种方式调侃性，宣泄日常生活的各种压力。比如对人性的喜新厌旧，则有“握着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握着小姐的手，好像回到十八九；握着小秘的手，直往怀里搂啊搂；握着女同学的手，后悔当初没下手；握着情人的手，酸甜苦辣全都有！”

    田炳信：你这里谈到的老百姓是哪些人？很多领导官员在吃饭喝酒时也喜欢讲几段黄段子，有的开会无聊时也发发短信和段子。

    刘晓春：我这里说的老百姓，是指所有人不在仪式场景下卸掉面具的一种状态。当卸掉面具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老百姓，个体需要宣泄被压抑的东西，民谣就是一种宣泄方式。

    政治民谣源自官场　恰如一把“双刃剑”

    田炳信：从建国到现在，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成熟，但回头冷静理性地看待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会觉得很荒诞。有一首民谣是批判当时政策变化太快的：“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才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它反映了老百姓的批判意识，用现在的话说是“黑色幽默”。这样的民谣有几千种，极为深刻。

    刘晓春：政治笑话为什么这么多，这与社会风气，特别是信息发达、传递快捷有一定关系，而我们有些领域透明度不够，这种落差和挤压就会以民谣的方式表现出来。政治民谣早在封建社会就有，其创作者更多可能是官场中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编出这种段子来。

    田炳信：除了文化知识，也需要一定的阅历。

    刘晓春：对，政治民谣很多实际上是官场中人对当下体制的一种讽刺。

    田炳信：它的发展走势如何？

    刘晓春：一般说来，在政治清明的时候，政治民谣就少。现在已经有人将手机短信看成“第五媒体”，它不需像电脑那样要在固定的地点上网，非常方便快捷，其传播的速度和以前讲故事的口耳相传是不可比拟的。

    田炳信：在市场利润的刺激下，现在一些利益集团迎合老百姓的需求，开发和推出了手机和互联网的这类短信业务，并形成了良性互动，黄段子和政治讽刺段子也愈加“繁荣”，除非政府加以管制，但管制又是很难做到的。

    刘晓春：网络和手机段子为老百姓提供了宣泄的渠道，但它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社会有减压作用，另一方面也将一些负面因素无数倍“放大”，将很多本该严肃的东西颠覆掉，甚至起到很坏的影响，所以一直以来官方对民谣都有控制。我们可以想像，远在《诗经》时代，采诗官们采录到的民间歌谣远不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305首，他们肯定删削了不少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民间歌谣，从而使《诗经》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舆论价值，只剩下文学价值。当时有一首童谣在街头巷尾传唱：“月将升，日将没，木弧箕服，几亡周国。”不久以后，周宣王即被刺，周王朝由此陷入政治危机。民谣具有谶语的功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社会叛逆者有意地教小孩唱一些民谣，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田炳信：当时有一些思想界的高人看到了社会发展变化的征兆，将这些凝练成短小精悍的话传播出去。“四人帮”倒台前夕就有很多民谣，每一场社会变革的前夜，政治民谣都会很多。这些民谣有的是由官场中人所作，有的是由失意者所作。民谣的作者不用署名，也不用承担责任，而且它在传播中不断被丰富，被精练，你很难说谁是真正的作者，而且因为它不承担责任和风险，有的民谣就很阴毒。

    刘晓春：对，一些政治笑话就是这样。有一则民谣这样说：“列宁担心斯大林树敌太多，问斯大林怎么办，斯大林说‘听你的，跟你去；听我的，跟我来。’”这实际上是讽刺斯大林专制。

    缺啥补啥，这是中医理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西医理论。

    人类是好奇心最多的动物。越是不让吃的，越有人去尝试，这就有了五谷丰登，美味佳肴；越是不让干的，越有人去冒险，这就有了天上的飞机，海里的潜艇；越是不让说的，就越有人去说，这就有了民谣、顺口溜、笑话、打油诗和手机短信。

    《易经》里有两句话，我认为最重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讲的都是走势、顺势、依势，顺其自然，大道通天。（田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