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找到徐星时，他正在重灾区什邡埋头帮村民重建家园。

    这是一支独特的返乡队伍。29个人有男有女，在广州出发后却各自孑然一身钻上火车。和5月12日以来无数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一样，他们要赶往四川，那片被撕裂的土地。

    只有特别细心的人，才会注意到他们的与众不同——低垂着头，不爱与人搭讪，男人大多剃个光头。

    6月20日中午， 17岁的徐星（化名）回乡刚好一个月。站在红星村村民何安贵家屋顶上帮忙重建的他现在是一个志愿者，没有人知道少年隐藏的秘密。

    5月20日，广州司法局要求9个劳教场所统一放人——依法减期，提前释放余期在3个月以内的29名四川籍劳教学员，让他们返回家乡。

    “我们在做一个试验，我相信人的本质是善的，在大灾难面前扬他们的善，展现人性。”广州市司法局局长卢铁峰与劳教局政委廖伯祥说起这个大胆的决策，都喜欢用“一锤定音”一词。

    当然，他们也不讳言决策背后存在“放虎归山”的风险。司法界的反响很强烈，行内人说广州正在进行一项应对特大灾难的“司法实践”；江苏徐州等地却悄然跟上，陆续效仿。

    29个人返乡后都干了什么？记者跟随干警，找到隐藏在灾民中的他们。

    徐星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他回乡刚好一个月，头发已经长出来了。

    什邡市湔氐镇的气温有点高，徐星手里有根钢筋，任务是撬下屋顶仍完好的椽子。他已记不清何家是第几站，说自己只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几天里，来探望他的广州市少教所周副大队长目光里总是惊讶，“也许因为地震，也许因为提前解教，他有了很大的变化”。

    “无论做多好都是打骂”

    离开广州市少教所那天，距离徐星的最终解教期——2008年8月21日还差60多天。2007年7月22日，他因“与同伙在昌岗中路南方花园附近的人行道抢夺事主价值人民币2011元的项链一条，被决定少年教养一年”。

    每一个曾经桀骜不驯的少年背后，都有自己的心灵创痛。

    徐星的家在四川省达州市。最初，徐星的父亲是海南建筑工地的一个小包工头，爱赌；回到四川后，父母在镇上租了几个门面做生意。不久后，徐父因卖黄碟而进了派出所。

    从派出所出来，徐星的父母卖了门面到汕头去打工，却被骗搞传销。不久，徐母独自一人回到四川，说了句“你爸爸说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之后，徐星就再也没见到父亲。

    “那时我刚上初一，曾拿过全年级第三名。每天早上我总是把饭做好，把碗洗好再上学”。但在徐星的记忆里，无论做多好，母亲总是打骂。

    “我这么听话，却过这种日子，还不如像姐姐一样玩”。初一下学期，“我用铁棍打断了同学的肋骨”，他对教导主任说，“不用你开除，我现在就不读了”。

    他被母亲送到了当地一所私立的文武学校。初三那年没参加毕业考试就离开了学校。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报复母亲，“我想变坏，越坏越好！”

    2007年上半年，徐星到了广州，他的人生轨迹彻底转向。

    一次打架后，他在火车站待了七八天，“后来有几个人过来找我，让我跟他们一起工作”。

    徐星说，他当时别无选择。那是2007年6月份，“广州已经很热”。所谓的“工作”看似简单，“主要是卖白粉，白粉没货的时候，就去抢东西”。2007年7月，徐星和同伴抢夺后顺着马路中间的护栏跑，准备掉头过马路的一刹那“撞到了面包车上，当时就晕了”。

    “醒来后，我就想这下可栽了，起码要在监狱里蹲三四年”。那一年，徐星16岁。

   “我突然再也睡不着了”

    16岁的徐星不能被判刑。他被送劳教，为期一年。

    在少教所的日子，徐星每天6时30分起床，然后操练，“我们每天都要上课，学习一些法律知识，看一些教育片，然后就是干活，做些钱包、电子玩具之类的东西”。

    不过他最爱干的事情是睡觉。“在里面，基本上很少想问题，只求时间混得快点就行了，只要一想事情就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就觉得难熬”。

    为了多睡觉，徐星想了很多办法，“我干活飞快，一般下午一两点就干完了，剩下的时间我都可以去睡觉”。

    “是地震改变了一切”。5月12日，徐星像往常一样，电视新闻把他叫醒了。只要不下雨，每天晚上少教所都会组织大家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睡不着了。看到电视里的画面，我很难过，看到救灾的场景，又很感动”。

    “一直想哭，想发泄，但是发泄不出来”。徐星说，他所在的少教所一共200多人，其中有4个是四川人。其他人都睡下后，“我们四个人围成一团，坐在那里，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想睡觉”。

    此后的几天，徐星再也不想睡觉了，“我很少说话，总觉得心里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