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鲁迅一到中山大学，除了做国文系的主任，还担任教务长，一头扎进教务堆中，忙得不可开交。他公开以“五四”时候的风气作为标准，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他主张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就特地举出北京大学作为榜样。直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大举“清党”，从中山大学抓走几十个学生，他还以“五四”为例，在他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据理力争：“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借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在广州的最初几个月，无沦说话做事，他的态度都那样积极，和在厦门时候是大不同了。

    “四·一五”大搜捕更让鲁迅目瞪口呆。自到广州以后，他对国民党一直抱有好感，也为北伐的节节胜利感到高兴，他大体上赞同孙中山的理想。可是，一直举着孙中山的旗帜的国民党，竟会这样大规模地搜捕前一天还是同盟者的共产党员，抓去那么多无辜的人，还要那样残酷地杀戮被捕者，还要得意地形诸笔墨，什么“用斧劈死”，什么“乱枪刺死”……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尤其震惊的，是那屠杀者中间，竟也有许多青年人，不但是年轻的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更是年轻的戴着眼镜的大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这些青年似乎还格外起劲。在北京时，青年学生的冷漠和健忘，已经使他深受刺激，现在这更可怕的情形，会给他怎样沉重的打击？他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9月27日，他和许广平一同登船，离开了广州。——（主要资料选自《鲁迅传》 （王晓明著）

    (张玥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