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鲁迅在广州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国家大事，蒋介石的“4·12”政变，让鲁迅彻底地与国民党政权决裂，选择了独立并边缘的斗争生活。第二件是家事，这一年，他与许广平恋爱并决定走到一起。在此，我们试图回到1927年，认识当时的鲁迅和当时的环境，认识他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去认识鲁迅这个人。

    清楚地认识鲁迅，从历史事实去了解一个人，有时能够提醒普通生活中的人们，我们在纪念一个人，纪念这个人身上可贵的精神。

    1927年，鲁迅在广州做什么？

    林贤治：他在广州这段时间比较平静。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蒋介石在上海进行“4·12”政变，进行大屠杀之后，当时，鲁迅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务长，他要求校方出面保护学生，但在当时的状况下，校方是当然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这段时间，鲁迅作品比较少，主要在香港和广州有一些系列演讲。这些演讲内容很重要，在鲁迅思想的发展体系中都很重要。

　　鲁迅在当时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林贤治：当时他已经看到了革命的危急，对学生强调“进击”精神，不断的斗争。1927年以前，原来的革命精神比较纯粹，当时大家也比较乐观，但他认为革命是没有止境。假如革命达到目的、革命到此为止了，那么他不认为这是真正的革命。因为革命不能“止于至善”的，应当不断往前走。

    同时，他也谈到革命文学。他认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革命文学。当革命进行时，大家都在忙革命，没有革命文化。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都去歌颂时，也不算革命文学。真正的革命文学，一方面要有颂歌，另一方面也要有挽歌。当时，他拿革命去看文学，拿文学去看革命，我认为这是鲁迅自己创作的让革命与文学相互证明的方法，这点非常好。这是他自己的发现和发明。

    鲁迅也谈到了革命有大革命和小革命的区别。小革命就是我们说的改良，大革命有短时期爆发的暴力斗争。他认为，革命没有一刻不存在，大革命没有，小革命也会进行。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不能停顿的。

    这些关于革命的观点，都是在广州时期发表的。

    鲁迅的个人思想历程在广州如何发展的？

    林贤治：结合他在广州的生活、工作、活动、著作、写作来看待他的精神发展，我们能看到他精神的一贯性，也看到他在广州这个阶段一贯精神中的特殊表现。我们应当掌握这些精神，这点非常重要。

    首先是他的独立性，当时在他到广州一个月，报纸上有一篇文章写：鲁迅先生往哪里躲。原因是当时各个派别对他各种各样的采访，让他发表政见，但鲁迅却不说话。

    然后是他的批判性，比如对于革命文化，他说，大家都说革命好，给革命唱颂歌，那么革命的精神反而会变得浮华甚至衰竭。他这种批判性针对任何事物，不是像过去所说，只对敌对的事物，他甚至针对对革命的事物，对革命本身，这点非常彻底。这些论述在过去没有的，他的《而已集》非常值得好好读一下。

    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鲁迅？

    林贤治：鲁迅也是一个追求纯粹的人，说是彻底性也好。鲁迅有句话来说，我时而憎人，时而爱人……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时而”的使用。我们往往只看到鲁迅一个面，但鲁迅有很多面，很丰富。“时而”也可以表现他内在的复杂性，内在的矛盾性和多面性，他也有力求纯粹性的愿望，他说自己身上有鬼气，毒气。所以他也不断和自己作对，解剖自己，克服身上的毛病。

    在广州，大家有一个乐意说的故事，他最初提出要辞职，就是因为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来了。他在日记里说“鼻来我走”，顾颉刚就是“鼻”， 顾颉刚是红鼻子。鲁迅对顾颉刚有看法，认为他是现代评论派。他不愿意和他为伍，这也是我们说的洁癖吧。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显现了鲁迅是一个重大节的人。因为1926年，在北京分为两派，一派是北大的鲁迅派，一派是现代评论派。鲁迅一直认为，现代评论派是国民革命的敌人，最初，现代评论派说北洋政府的好话，是国民革命的敌人，后来看到革命红火，又南方投奔革命。鲁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革命的危机，认为革命变得不纯粹了。同时，鲁迅也不愿意和这些人为伍。因此，他在政治上、在人格上都要求纯粹，别人认为他很狭隘，不宽容，但我认为这是鲁迅在追求知识分子的严肃性，纯粹性和彻底性。

    我们还要注意到鲁迅的人道主义。他的人道主义和19世纪的人道主义有区别的，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不是西方那种怜悯的、施舍，不反抗的，他为什么说能憎才能爱呢？因为当时的中国如果不能反抗，人道主义永远是一个伟大的空话。所以，回到上海后，鲁迅就和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了，和任何团体都是实际没什么关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成为了主流的边缘者，和权力保持对立的态度。这种边缘状态是他的主动选择，这点他非常清醒。因此鲁迅是一个自觉的战士。

　　我们今天如何纪念鲁迅？

    林贤治：我个人认为最好的纪念就是要纪念他的精神。如果不能了解鲁迅的精神，把他的精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专业活动有联系，无论给他做多少纪念，他都就不复存在了。(张玥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