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中学门1946年建校至今，已经历60个春秋，一直以来人们都知道是一间公办（公立）中学，你又可曾知道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却曾经招收过“民办班”的学生？

    往事如烟，岁月悠悠。时间回溯到近半个世纪前的1957年3月全国实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要“公办与民办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时候，虎门中学执行新的教育政策，于是年的3月份“破例”(不是正常的九月份秋季招生)公开招收初中一年级的“民办班”新生65名(报名截止时间一到，立即举行入学考试，考试时间安排在晚上从七点到十点，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

    “民办班”，学费自然比公办学生交的要多，学生读书全部以“寄居”的形式依附于虎门中学内，包括师资教学。“民办班”学生就是虎门中学名副其实的“编外制学生”，来自虎门、长安、沙田、厚街四个不同地方，并且全都是上一个年度高小毕业尚未考上初中的“落第”小学毕业生。我就是当年300多名考生中的一个，藉着这个偶然的机会于1957年春天正式入读虎门中学的。

    开课的第一天，学校就派了王贺凯和王普生两位老师带领刚入学的65名初中一年级民办班新生到金洲梁屋村山后“打柴”（即上山砍柴割草），让同学们亲身体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第二天才是正式的上课，课室设在学校的饭堂兼会堂的“主席台”上的一条狭窄的台阶上，与学校的厨房仅一墙之隔，上课时不仅能听到伙房工友的高谈阔论、大声喧哗，和炉灶的鼓风机不断发出的声响，还有街上传来的车声和叫卖声。

    不到一个学期，我们连这样一个固定的课室也失去了，每日只能以“打游击”的方式上课：盯准哪一班课室空堂（即外出劳动或操场上体育课）便“钻进去”匆匆上一堂课，之后又急匆匆地赶快跑出来寻找“新课堂”。故此，我们的上课《时间表》只好贴在饭堂的“课室”内，标上注明每周每日上各节课会安排在哪一个“空”课室之内；总之每节课都得换上一个“新课室”；所以我才有机会把虎门中学二、三十个课室几乎全部都坐遍，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事有凑巧，为“民办班”授课的老师除了教语文的班主任之外，其余的科任老师几乎全部都是“右派”老师。包括伍时春、赵国璋、吴洪安和李清等诸老师；不久叶明曦老师也从其他地方“调到”虎门中学“加盟”到这一群老师之中，担任我们班的《中国地理》课，后来索性由他直接担任民办班的班主任。班上的同学觉得“奇怪”，当年的师姐、师兄便悄悄来释疑：这些来上课的“右派”老师，原来全是各科级教学最有水平的老师，现在在等候“发落”，所以你们才有此机会得到他们的指导。

    1957年3、4月招收的第一批初一“民办班”学生之后到是年九月份虎中再招收同样是65名的初一新生。于是前后两班分别称为“春一班”和“秋一班”：此后，虎门中学再未有招收过“民办班”的学生了。

    我在虎门中学上初中整整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因为“春一班”要“等齐”“秋一班”一道升级，故此“春一班”同学要多读一个学期的初中一年级。每天有大量的宣传口号都不断地映入我们的眼帘——

    “自力更生，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快马加鞭，努力生产”；

    “要做又红又专的好学生”：

    “十年赶英超美，一夜卫星上天”，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这一切的豪言壮语，代表着那个时代精神，曾经使我们热血沸腾，为之击节高歌，为之精神振奋，而雄姿英发、气壮山河。在这三年多的初中求学日子里，我们的经历可用八个字来形容：“多姿多彩，好事多磨”；

    民办班曾经被迫搬出虎门中学的校门(虎门老师一个都没有“跟”我们出去，教学老师只得另请了两位民办的教师)，“流落”到虎门镇的城隍庙(即“华光庙”)内简单用白灰水粉饰了两间课室。剩下的孤零零两个班，100多名的学生便在这里上课。没有操场，更谈不上有实验室、体育室或图书馆；尽管条件简陋；学生们还是认真读书，并且坚持每周“出勤、劳动”，帮学校“找副业”赚钱解决经费不足之窘。两个班组成的“学校”那时已改称称“太平中学”(这就是当时历史上太平镇办的“第一所中学”)，并由太平镇的蒋键当了“校长”。

    其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在升上初中三年级的那一年，虎门中学竟“批准”这群原本“无家可归的、可怜兮兮的“民办班”学生可以重返虎中校园上课。曾经被“遗弃”的一群中学生小青年此时都不禁热泪盈眶感激不尽。当时曾有人戏谑曰：“二奶仔”终于可以“认祖归宗”了。至此“春”、“秋”两班遂分别易名为“303班”和“304班”，正所谓“春秋一统，功德无量”。这年虎中全校师生靠着肩挑担抬，硬是从怀德、大岭山徒步把砖、瓦运返虎中建起半山两栋新校舍，我们有幸搬到了其中一间课室内，盼了三年终于得到这个安定、温暖的“家”，从此可安安稳稳完成这最后一年的初中学习。

    然而1959年至1961年，正是三年经济困难，粮食极其短缺，万物皆空的穷窘时期，学校也出现了粮荒，学生每天放学只能啃木薯粉和香蕉树芯做成的“薯汤团”和木薯“馒头”充饥抵饿。患水肿的同学可以吃特别“配给”的“营养餐”，这种“营养餐”是学校用鱼塘水饲养出来的“小球藻”拌木薯粉加米糠做成的“营养包”作点心。后来，国家为了保证未来一代主人翁的身体健康和发育，国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硬想办法挤出了一点点粮食大米，保证分配给中学生每顿有2—3两大米“下肚”，确保中学生不至因饿或生病而患上水肿，这批中学生总算保全下来了。

    那时候学生读书求学根本无计较其他，连挨饿也从未叫苦，大家不仅积极学习伟人、名人，而且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在寒冷天气里大清早在“虎门桥”河涌坚持冬泳，争取达标国家体育一级“劳卫制”。社会的变革和意志的锤炼，促使我们都积极投身到这滚滚洪流之中不断地自觉冶炼打造自己。

    三年多的学习离不开生产劳动，无论是参加长安咸西抢收抢种整整一个多月的强度劳动，还是天寒地冻的隆冬十二月奔赴到沙西田大坦、斜西(均地名)斩蔗、割禾；无论是往怀德五点梅水库山边担矿砂或爬大岭山风雨种油茶；又或是在白沙“海石寺”锤石仔修建水库和赴石龙镇东江水灾防洪抢险，皆有虎中“民办班”同学从容不迫的年青身影。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1961年终于千辛万苦完成了我毕生唯一的的“最高学历”初中三年的学习。捧着毕业证书我不禁眼眶湿润，这份证书的红印可真是来得不易啊！至此我的“民办班”故事“结束”。

    初中毕业后我在农村“坚持”战天斗地18年，直至七十年代末，才“洗脚上田”，当上了初中毕业班的“民办”教师，既而再当外资企业的厂长、从酒店的经理到文化站干部。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富强，让我重新点燃了新生活的希望。

    今年，虎门中学满花甲迎来了满园桃李。我比母校仅大一岁，正所谓60年风雨同路，回首这一段不平凡的求学往事，“知来者之可追”，勾起不少遐思与回忆。虽说都是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母校的“历史”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然而却因为真实地纪录时代的缩影，而难能可贵。相信民办班的峥嵘岁月给我们年过花甲的学长们都留下了永难泯灭的烙印。

    木本水源，受恩未忘；因为有了母校虎门中学，我们才有今天，我想用两句最简单的话以表达我浓浓的心意结束这篇会议的故事：

    薪火相传光不绝，

    饮水思源恩未忘。

    愿虎门中学世代薪火相传！

    愿虎门中学枝繁叶茂，源远流长！

    （谭家骅 61届初中毕业校友，虎门镇政府外经办、外商协会秘书长，虎门镇归国华侨联合会副王席，虎门书法家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