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曾经在《无权者的权力》中讲到一个小故事：一个蔬菜水果店的经理将一条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贴在展示洋葱和胡萝卜的橱窗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是什么？难道，他是要向过往的路人宣告，他真的很在乎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目标和他的日常生活以及生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经过一番分析，哈维尔的结论是，人们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贴在橱窗上的标语，那些标语并不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单位领导的要求，是大家都遵守的规则，是虽然可笑但却不得不遵循的公事。而一旦拒绝这么做，就可能带来麻烦，面临不忠诚的指控。更重要的是，他的日常生活就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因而，人们虽然并不信奉那个伟大的目标，但是这种貌似已经装饰化的语言仍然起着非凡的作用。

    这是一个小故事，却颇能揭示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是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意识形态是什么？卡尔·曼海姆认为，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思想方式。据此可分为特殊的意识形态与全面的意识形态。特殊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由于现实真相不符合其利益，所以对社会现实的掩饰或扭曲，包括有意识撒谎，半意识或无意识地掩饰，有心欺骗或自欺。而全面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就我所知，关于意识形态的各种说法无不带有这样或那样的批判色彩，至少是直截了当不加掩饰的。奇妙的是，尽管政治学家们把意识形态讲得很明白，甚至相当露骨，普通人也不一定能将其准确地辨识出来。卡尔·波普尔用“可证伪性”来区别科学与非科学，虽然他的方法遭到不少人的质疑。但在他的启发下，发展出了以是否具有“可批评性”来分辨可靠知识与不可靠知识的新思路。如果人们用“可批评性”来检验意识形态就会发现，它不仅不可靠，甚至根本与知识体系无关。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与真理无关。

    哈维尔讲的那则小故事已能说明意识形态的“可批评性”，它几乎为零———那个小店经理和当时的很多人心里都清楚，那条标语是空洞的，但是他们更清楚，意识形态是不可批评的，其本身虚假，却包裹着冷酷的权力。多年前，四川某小镇的一个牙医因为说一个蜡质芒果“跟红苕差不多，没什么看头”，结果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更能说明：意识形态虽然虚假，但从来不缺乏力量。

    相比意识形态的本质，它如何作用于社会可能是一个更有趣的问题。稍加留意不难发现，小店经理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去弥合个人生活与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小镇牙医用语言顶撞意识形态（哪怕是无意识的），他们都是因为语言与意识形态遭遇。在意识形态领域，语言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谈到了在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语言发生的各种改变：专横的、魔术似的、礼仪的元素充斥其中，那些与认知和评判相关的中间环节被取消了，语言成为全封闭的体系。按我的理解，标语和口号就是这种语言的完美体现。从根本上讲，意识形态总是强调对语言的管理和控制。如果说，这种被管理的语言曾经只传达决定、宣判和命令，那么它现在变得越来越不易察觉。就像马尔库塞所讲，意识形态更加倾向于用减少语言形式、减少象征反思、抽象、发展、矛盾等符号、以形象取代概念等方法对语言进行全面管理，这更富于成效。

    人们曾经生活在语言被意识形态全面控制的社会，现在它正被更加巧妙地管理。但有一点务请注意，无论意识形态如何变动不居，都是为了权力集团根本利益的恒定不变———所谓“一切依然故我”。（西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