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老师是一代宗师，处在他那过于灼目的光芒之下，你可能将终身彷徨——是老实巴交地传承，像奥运传递的一根火炬，还是毅然决然地变革，像平地崛起的一座奇峰？

    这个问题，即便用一生去回答，也未必能有答案。清初大学者、河北李塨（字刚主，1659-1733），是颜元最得力弟子，也是颜李学派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就在对颜学的继承或变革中踯躅彷徨。颇值玩味的是，颜李学派自刚主而光大，也自刚主而不传。

    同他的老师颜元一样，李刚主深恶明末学风，也就是空谈心性之理学。他曾怒斥说：“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之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明末之人，酷爱嚼笔吮毫、高谈入微，于国计民生则掉头不顾，有个孙姓官僚，当敌兵临城，仍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真是迂腐无用到混账的地步。

    出于对明末学风的反动，李刚主在晚年之前，甚至看不起读书，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这观念其实来自颜元，后者更极端，曾比读书为吞砒霜，并说：“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

    颜李学派的攻击读书、著书，并非消极反智，而是另有深意——提倡习行有用之学，尤以三端为大：农、兵、礼，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可类比为“三农问题”、军事国防、政治文明。在颜李所处的时代，士人群起言学，非主程朱，即主陆王（后又从汉儒中扒拉出偶像），莫不袖手而空谈道学心性，颜李二人的“习行有用之学”，真是寂寞如空谷足音。

    颜元此人，大半生足不出户，不轻交一人，尤厌见时贵。李刚主则不同，为了昌明颜氏之学，常来往京华，广交名士，与万斯同、阎百诗、方苞等人都过从甚密。万斯同以布衣入明史馆，行总裁之实权，负有盛名，甚推崇李刚主。有日万在邵宁会馆讲学，李刚主也在，万向众揖荐李氏，说：“此李先生也，负圣学正传，非余所敢望。”因请刚主上位讲学，一座皆惊。

    为光大颜学，李刚主还曾两度南游，并“带艺投师”，入经学泰斗毛奇龄之门下。他的本意，是希望以毛氏之博学，为颜学作护身符，却遭遇了一生学术上最大的彷徨。

    前面说了，颜李学派的宗旨是不拘泥于文字，不束缚于经传，但李刚主在问学毛奇龄后，竟被南方考据学吸引，转而希望借考据以卫学。颜元对此很是失望，曾给另一个弟子钱晓城写信，力斥“书生文人”的“辨伪著述”非正业，而“习行经济之谱”方为直道。

    但李刚主南游之后，已无法“珍爱生命，远离考据”。50岁起，他“自知德之将耄，功之不建，于是始为传注”，遂步上考据注疏之羊肠小道，难再归返。

    李刚主22岁时，46岁的颜元曾对他说：“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安忍膜外？”当时李刚主听完后泪落如绳。然而，最终他仍在学术方向上背叛了颜元，也背叛了“民之瘼”。

    终李刚主一生，对颜元都充满无可比拟的敬畏和深情。事实上二人的师徒关系一直很好，且常以彼此的日记对质，互相告诫，更像一对朋友式的父子。颜元有次娶小妾，上了媒介的当，打算转手把这妾卖了。李刚主知道后就跑去说：“你已经上当了，再转卖别人，不是要别人也上当吗？做人不能这样不地道”。颜元一听，汗如雨下，竟长跪而谢，最后也没卖该女，只将她休回娘家。

    早年，李刚主几乎全盘接受颜元“主敬”、“实行”之学说，但在中年以后，对老师力斥读书等思想略有想法，打算微变，却不慎转入南方考古之业，而颜李之学，也终于湮没，不能大传。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自此二百年学术，遂完全走入书生纸墨一路。吁！可悕也！”（四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