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威胁与电话骚扰

    记者见到谭英万的那个春雨中的下午，他穿着一件白衬衫，衣角塞在裤子里，皮带系得老高，手上拎个塑料袋。“刚从长安劳动分局回来，一个劳动纠纷案子。”他解释说，然后就邀请记者去他办公室看看。过马路的时候，虽然已亮起了绿灯，他看着远处驶来渐行渐慢的车辆，还是有点犹豫。看着那些车辆在人行道两边停稳了，他才一溜小跑到了路对面。

    在“打官司”时，谭英万可不是这样。找他打过官司的外来工王长明说，谭英万身上很有股子执着劲。用谭英万自己的话来说，“维权的时候我有点赖皮”。去年1月，他代理了一个工伤纠纷案件。跑到石龙法庭立案没有成功，第二天他又跑到东莞市人民法院立案，但是也没有被受理，“因为我没有律师执业资格，他们不给立案。”从长安到东莞城区，谭英万来回坐车花了30多块钱，这一天却没有收获。这些“尴尬事”在谭英万们“打官司”时屡见不鲜。

    冯钰峰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暴力威胁，电话骚扰是家常便饭，他说自从帮人维权以来已经被打过三次了。2005年3月13日上午，他在赶往法庭的途中被人拦住，右手肘部挨了一刀，血流如注。他卷起衣袖让记者看留下的疤痕，疤痕已经很淡了，冯钰峰说当时的感觉他却记得很清楚。“不是恐惧，而是愤怒，开庭时间到了，我带着伤上的法庭，结束后才去医院缝针。”今年2月26日，冯钰峰在万江帮助老乡参加完劳动仲裁的开庭后，被对方一个行政主管打了。“当时是隔着档案袋打的，是为了不留下外伤，我当时就觉得头晕了。”

    肖青山说，经常有法庭阻止他出庭，但是现在好一些了。“现在他们还没刁难我，刁难我了我就闹。”他的苦恼主要是有些找他代理的人经常赢了官司拿到欠款后就消失了。“有三个老乡在厂里做高层的，我帮他们每个人要回来15万元，结果他们每个人只给我2000块，不好意思见我，汇给我的。”

    为了给委托人讨工资，肖青山还曾在2007年6月6日到东莞市长安劳动分局上访，在该局门口用纸书写“长安劳动分局支持企业克扣员工加班工资，辞急工企业可以不支付工资，请求查处腐败局长”字样的大字报；同年7月12日，肖青山又“教唆”他人在长安劳动分局门前高举由其书写的“长安劳动分局是一个专门欺骗劳务工的腐败单位！”字样的大字报。

    谭英万对他的这些同行采取在劳动部门或者法院门口举大字报的方式并不赞同。谭英万自称与大朗、常平等法庭的关系都不错，“维权嘛，我就一个一个部门地去跑，最多耍耍赖皮，我们的目标还是构建和谐社会。”

    没官司打就去捡垃圾

    在谭英万那间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的出租屋里，有一个破旧的柜子，柜子分好几格。上面几格摆放了一些法律书籍，还有一些笔记与账目，最下面则是几十个牛皮纸档案袋，码得整整齐齐。谭英万说，那都是他打过的官司的判决书等文字材料。柜子的中央摆放着一套美容产品、一套健康食品，塑封还没有拆掉，显得跟整个房间有点格格不入。

    而在位于东城主山的冯钰峰那狭窄的出租屋内，记者也看到了同样的产品。冯的妻子曾兰英将该品牌洗发水倒了点在勺子里，用打火机灼烧勺子，过一会儿，烧干了的“洗发水”呈现出蓝色，曾兰英对屋子里看她演示的两个人说：“我们的产品是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冯钰峰帮人代理打官司赚不到什么钱，有时还要倒贴，曾兰英说，自己就得做点直销，“收入还可以”。

    曾兰英对于丈夫的“好管闲事”比较理解，因为她自己就曾经是求助于冯钰峰的外来工之一。谭英万的二哥谭英福刚开始可不是这样想的，他觉得谭英万没文化，根本不能帮人打官司。“你小学文化也能帮人打官司，人家律师都去吃屎啊！”谭英福也担心弟弟的人身安全，“你个小矮矮，人家要打你的话打死你。”

    妻子张中兰也是类似的想法，但是随着谭英万打赢的官司越来越多，妻子渐渐也支持起来。一些找谭英万打官司的外来工开始时也有顾虑，当时贺朝党与谭英万初次谈了之后心里也没什么底，“他不是真的律师，又只有小学文化。”贺朝党说，后来他才渐渐有了信心，“他分析我的案件很有条理，而且我也确实没钱请律师。”

    对于将来，谭英万曾考虑过跟人合伙开一个法律咨询服务所，“但是志同道合又有法律知识的人太难找了，固定办公场所租金之类的费用负担也比较重”。谭英万对将来看得很开，他说现在案子多得忙不过来，手头上正在代理中的就有二十几宗。如果有一天真的没人找他帮忙打官司了，“我回去捡垃圾也行，但是经过这么多锻炼，就算捡垃圾我也能在捡的过程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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