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打假”引发的怪现象

　　记者采访的一些专家分析说，从法律层面来看，无疑政府职能部门是打假主体，因为他们是法律授权的执法主体。但是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企业已扮演起打假的主角，审视他们从动机、侦查、制订行动方案、组织查处以及到善后处理等打假的全过程，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打假主体。如果任由这种情形发生发展下去，职能部门的执法被弱化或淡化，会引发一系列怪现象，对打假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一是企业“知假买假”行为。企业要“请”职能部门来打假，往往需要有力的证据。为抓到造假者，企业只好花巨款去买假货。业界人士称之为“套货”、“钓鱼”。　

　　去年１２月，广州的一家“调查公司”向线人提供１０万元，在广东汕头市购买大批假冒口香糖。广东某牙膏生产企业为使职能部门掌握证据，曾经派人背了一个装有１２万元现金的麻袋，到广东潮阳买假，这袋钱差点有去无回。　

　　一些企业负责人无奈地说：“买假是不合法的，要追究责任，但在当前的情形下，确属不得已而为之。”
　　
　　二是部分企业有假打不起、有假不愿打，甚至出现职能部门“差别化打假”的情形，最终受损害最大的还是消费者。目前，在一些地方产生“谁有钱谁打假”的不良影响。丝宝集团公司品牌权益办公室华南区负责人说，随着打假行为日趋“企业化”，当前洗护用品企业的打假成 本越来越高，但效果却越来越差，投入产出比低，相当一部分企业甚至不愿再提打假：与其声势浩大而收效甚微地打假，让消费者知道产品有假货不敢用，不如干脆放弃打假。比如，生产小护士、蒂花之秀、棕榄等产品的企业，考虑到费用、效果等方面原因，基本没有专门机构负责打假。

　　据反映，在部分地区由于打假的所有花费基本由企业来支付，一般的情况是假冒谁的产品谁按比例负责花费，但一次打假行动可能会打出没有参与企业的假货，谁来出搬运费、储存费等相关费用是个棘手问题。遇有这种情况，职能部门常常只处理参与打假企业的假货，而对于其 他企业的假货或置之不理或象征性地“封存”，从而出现假货回流的现象。

　　“企业打假”现象暴露出当前整个打假工作存在的深层体制问题：部分地区之所以出现假劣商品越打越多、屡禁不止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以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职能部门执法行为为主要内容的打假监督体制，对制假售假尚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遏制，亟待进行改革。

　　几乎所有参与打假的企业都认为，国内对制假售假处罚太轻是当前打假工作存在的核心问题。处罚轻不仅使打假失去应有的威慑力，而且会形成全社会对假冒行为的姑息迁就，助长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甚至衍生出造假可以发展地方经济的怪论。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主席张为安认为，只有加强对造假分子及其胁从人员的刑事查处力度，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制假售假问题。张为安说，目前，从立法方面说，刑事起诉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缺少明确合适的法律规定，来判定制售假冒产品的行为是构成犯罪，还是只应受到罚款和没收等行政处罚。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确立了一个追究制售假冒产品的不法分子刑事责任的全球性标准，即：任何达到“商业规模”的造假案件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中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在这方面不符合上述标准。

　　另外，还有几个互相关联的实际操作问题也阻碍着司法机关对造假分子的刑事调查和起诉，其中包括：公安和检察部门缺少必要人力物力、对执法工作人员培训不足、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间缺乏协调和合作。公安机关的介入和调查取证应该在对制售假冒产品的不法行为产生怀疑后就开始，而不应在犯罪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标准之后。张为安认为，这些具体操作问题，与上述有关起诉标准的法律问题有一定联系。由于有关刑事起诉标准不清楚（例如，法律没有明确计算假货价值的方法）或太严格（例如，法律要求提供证据，证明造假分子曾经销售或制造过价值超过人民币５万元的假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通常拒绝追究造假案件的刑事责任。　

　　记者采访中还发现，“以罚代刑”的做法也相当普遍：由于经费的紧张和利益的驱使，还由于法律法规的模糊和缺乏精确制约作用，对于

一些已经涉嫌犯罪的造假行为，执法部门往往不去认真取证调查，一般采取没收假冒产品、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的方式结案，而不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

　　当前，全国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都设有政府打假办，但大部分地区的打假办仅仅是一个松散型的政府职能部门的联合体，有些甚至只有名头，难以发挥实质性的协调作用，各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打假信息资源孤立、割裂，线索不共享。由此可见，一个有效的打假协作机制亟待建立起来。

国外如何打假

　　假劣商品已成为世界性公害。外国特别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打假法律法规和实施办法，值得国内借鉴。

　　一是启用“重典”打击假冒行为。美国法律规定，生产、批发、销售假冒商品均属有罪，对生产者、经营者分别处以２５万美元和１００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并处５年以下的监禁；如有假冒前科的，罚款额可达５００万美元。法国的法律规定，假冒违法者可判处２年监禁，罚款１００万法郎。

　　西班牙的法律规定，假冒违法者可按情节分为轻、重、严三种，罚款额分别为４０００美元、２万美元、８０万美元，罚款额可超过商品实价的５倍，并处刑罚和勒令关闭工厂。经济上的重罚和刑罚的并用使绝大部分制假售假者得不偿失，不敢以身试法。

　　二是建立“无处不在”的打假监督检测系统。隶属于法国财政部的竞争消费和反诈骗总司，拥有８个不同类别的产品质量检测实验室，触角遍及整个法国，除定期不定期地对产品和商品进行监督抽查外，还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调查各种产品的作弊行为和假冒商品。甚至连法国的武警也设有专门的检测实验室，以适应打假的需要。

　　德国１９６４年设立了商品对比测试基金会，３０多年来，经测试的商品逾４万种，并通过新闻媒体广为宣传。

　　三是积极发挥协会打假作用。法国工业部设有打假协调机构，它由政府成员、海关、经济司法机关、雇主协会和警方组成，协调全国的打假工作。英国也设有一个由１１０个成员组成的“反假冒协会”。韩国成立了由工商界、政府官员、检察官和警方代表５１人组成的“反假冒特别工作小组”。

　　国外的一些民间行业组织也积极参与打假活动。如由７５家高档商品生产企业组成的法国科贝尔委员会、由８００多个成员组成的法国制造商联合会、西班牙的消费者和用户协会等，除帮助企业介绍推荐产品外，还主动协助企业打假。西欧由１４００多家企业联合成立了“反假冒产品行动委员会”，负责查询和追踪不法厂商。

　　四是加强防伪产品的开发。近年来，由于假货日益严重，出于防范的需要，防伪技术越来越受到各国名牌产品生产企业的重视。激光全息、荧光、油墨温变等许多防伪技术已得到广泛应用。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正在竞相开发技术含量高、信息量大、保密性强、不可逆变、不可复制的新型防伪技术。美国研制的“指纹”标签纸就已用在牛仔裤、香水、唱片等多种商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