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新华社记者的"非典"采访手记（上中下三篇）

　　２００３年春，一个"戴口罩的春天"，一个举国上下众志成城战疫降魔的春天，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和许多新闻记者一道，有幸冲上了抗击"非典"报道第一线，写下了近百篇新闻作品。

　　在紧张的采访报道之余，我记下了我所写过的和没写过的新闻，以及发生在新闻背后的故事。

　　新华网广东频道 记者：杨 霞　配图：陈学思　监制：杨 健 　审发：焦点网谈栏目组


　　上　篇

　　进入4月，非典报道形势发生了急剧转变。3月底世卫组织专家赴华调查，北京方面举行了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卫生部向外公布了非典型肺炎疫情。报道的坚冰破开了一条缝隙，接着唏哩哗啦全裂开了。我们的记者终于真正荷枪实弹冲上了最前线。

　　4月3日上午，我获悉世卫多位官员将于中午抵达广州。这是世卫组织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考察活动，在北京考察期间国内基本没有进行新闻报道。当时世界舆论对中国的非典疫情了解不多，各种猜测甚嚣尘上。同时，海外多家媒体跟踪而至，他们从北京就像"狗仔队"一样追踪，并转移到广东――这个最先报告疫情、也被认为疫情最重的地方。

　　4月3日上午，我拿着分社总编室常务副总编凌广志策划的一个题目到省卫生厅采访。我多次旁敲侧击，但是负责人总避而不谈，拒绝透露任何情况。我打电话给当地报社的同行，他们说，非典的采访不是还在封锁吗，我们才不会主动再去碰这个壁！这是全球强烈关注的新闻话题，外界舆论正在指指点点，难道新华社也可以超脱地置身于外吗？我采访的愿望反而被强烈地激发起来。我回到分社向领导汇报，得到了鼓励和支持：一定要克服困难把第一篇稿子写出来。

　　我反复推测，世卫组织官员到埠后，下午一定会举行相关会议，地点不是在省政府，就应该在某个大宾馆会议厅。我打了多个电话给卫生厅的人员，终于得知地址在广东迎宾馆。果然，迎宾馆碧海楼前已等候了３０多名境外记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依然严阵以待地戴着口罩。

　　 这些媒体来自世界各地，美联社、法新社、《日本经济新闻》、《南华早报》及香港无线电视、亚洲电视、《苹果日报》、《太阳报》等。而我，则是全场唯一一名国内媒体记者。

　　原来，世卫组织官员一行5人和60多名广东医疗卫生部门负责人员及专家已进去开会，但是记者全部挡在门外，并通知记者：5点的时候将由新闻官出面发布有关消息。３０多人一直在会场外等候，寸步不离，共同守候了两个多小时。下午5点，有人出来了，人群出现骚动，蜂拥而上，麦克风、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枪一起对准了那位"老外"――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官。这位新闻官带着一种怪异的口音，全程不配翻译，用英语向媒体作了十多分钟的情况介绍。2001年我曾参加总社汤姆森高级新闻培训班学习过三个月，此时我掌握的英语派上了用场。他说，下午的会议获得了很多有用信息，广东方面提供的数据资料相当具体详尽，可信度高。

　　病源在广东吗？广东疫情很严重吗？媒体不断追问。他回答得有些重复罗嗦，但也表明了现阶段还不能说病源就在广东，大家有信心疫情不会加剧。说完新闻官就回去继续开会。十多分钟后，一位北京方面的人员告诉大家，原定６点的第二次发布取消了，请大家回去吧。但是，大家依旧守候门外。直至６点半左右，会议结束了，里面的人一个都不出来，我们外面的人一个也不准进去。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钟南山院士走出来，我们再次一拥而上，把他围堵得密密实实。

　　晚上，我反复核听录音，整理完成了两篇稿件。又一声炮火冲天而上，关于世卫组织考察疫情的一场新的报道战役开始了。第二天起，由于报道的需要，我被安排转移战场，我的同事继续对世卫专家追围堵截，艰苦卓绝地完成了世卫广东之行报道，多篇稿件受到总社表扬。

   

我戴上口罩进入隔离病区采访"准康复者"

　　   ４月４日，我托省卫生厅医政处打通关节联系采访康复患者。下午４点收到通知，他们迂回曲折地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找到了一位康复病人。

　　我小心谨慎地系上了自备的一个１２层口罩，来到在广东省人民医院门诊大楼大堂内等候，这是我第一次戴口罩。医院常务副院长亲自安排我的采访，当我看见他迎面微笑向我走来时，我赶紧摘下了口罩。

　　但我没想到，他们准备把我领进非典病区，这名康复者，其实是一位未出院的"准康复病人"。由于时间紧迫，他们只得把一位已经痊愈但因为有其它轻微疾病而未出院的患者作为我的采访对象。

　　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领我经过医务人员专用通道，来到病区内。在第一间空房间内，她让我换上医院的口罩，便请我到隔壁另一个像小型会议室。房间简洁整齐，我看了看四周，犹豫了一下该怎么坐下来、该怎么放好包、该不该把笔记本放桌上方便记录。这时陈医生已坐在我的旁边，她说，不怕的，你放心，这里没有病毒，我们都没事，你也没事。

　　一位戴着双重口罩、全身着白色病号服的女患者走进来，坐在我的对面。陈医生说，就是她了，你问吧。当了记者这么多年，我还没遇到过感觉如此奇异的采访场面。我和她相隔只有一米之遥，双方都捂着口罩，她看不到我的脸，我也只能见她的一双眼睛。这是一位不擅言辞的采访对象，我问一句，她基本只搭一句，甚至半句。还因为捂着口罩，两人说话发出的声音都嗡嗡的响，没有口型对照，很多音都听不清。这给这种双方沉闷的交流又带来很大的障碍。

　　我反复询问她的情况，我理解她因为患病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避免再因为我的采访给她施压。一些她说不上来的救治知识，以及她不好回答的话题，我也向救治的医生、护士作进一步的补充了解。

　　在那篇《从害怕到相信可以治愈――非典型肺炎康复病人谈自己患病和痊愈的心态》里，我特别写下这么一句：她说："我只想着早点回家，早点回去见到我的小孙子。"

　　我深深地记住，她当时眼睛轻微闪过了一丝泪光。那篇稿件后来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３６家报纸采用。

我的手机至今保存着邓子德医生三首诗

    　中山大学附属三院感染科邓子德博士，最早是作为一名康复者的面貌，出现在我的报道里的。我通过省卫生厅一位处长介绍，选定他为采访对象。其实，他身上具有传染病学专家、救治一线医生和罹病患者的多重特殊身份。同时，他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诗人。

　　 卫生厅的处长向我介绍过，邓子德写过一首《医者无悔》的诗，当即把全文背了下来："救死扶伤闯险关，艰辛历尽意未残。矢志从医言不悔，一朝为病更知难。他日还我强健体，再度悬壶百姓间。"听罢，我的眼里一热。虽然总社布置的是写一篇一般康复者的稿件，而且交稿时间紧迫，但当我听说他的三重身份，决定请这位医生一一细说不同阶段的不同经历。他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的采访用电话进行，我一手拿着话筒，一手龙飞凤舞地记笔记，两个半小时的对话结束，双手已很有些酸疼。最精彩的话题，留在了采访的最后部分。我问邓子德，听说你写了一首诗，为什么想到要写诗？他很有兴致地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他说，在病床上百无聊赖，拿起手机编短信，随手就按下了一些感想。"那你还写了别的吗？"我追问他。他说，是的，不只一首，我写了好几首，不同心境下有不同的感受。

　　我知道自己挖掘了一个独家的、丰富的新闻题材。但是邓子德教授并不太乐意把早期表现迷茫、消极心态的诗交给我。我对他说，你的感受真实生动，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我和读者都很渴望更多地去理解你。

　　邓教授通过手机，把他的诗一一转发给我。"窗外几许风雨，胸中几片愁云。可恨肺炎恶疾，犹如毒蛇缭身。幸有人间天使，助我元气复真。期盼春风送暖，强壮筋骨精神。""阴霾蔽日春光渺，非典肺炎惹狂嚣。可恨病毒翻恶浪，百数天使中暗招。惟盼弱体早强健，再战顽疾未言休。"这些短信，在我的手机保存至今。

　　这些诗句随着我的独家报道发表后，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不少新闻媒体根据我的报道，纷纷联系邓教授进行采访。邓教授却还谦逊地问我，你写的稿被这么多报纸采用了，不会有人笑话这些"打油诗"吧。

　　广州有一位曾毒倒93人的"毒王"，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赵子文主任则是"毒不倒的王"。

　　2月15日，市一医院决定建立"临时病区"，收治广州市其他医院在救治"非典"病中中受感染的医护人员。此时，已在广州市第八医院支援工作的赵子文"临危受命"，担任了"临时病区"的负责人。这个"临时病区"在赵子文的带领下，完成了医院领导下的"两个保证"的任务，"不漏掉一个非典病人，不让一个医务人员受感染"。他根据临床工作经验，结合广东省专家小组的诊治意见，归纳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在临时病区成立一周已经有病人陆续出院。

　　4月初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医院已收治过70多名病人，除了4人有基础病去世外，基本治愈出院，只剩4位住院。

　　赵子文在长达三个多月里几乎没有一天停顿地与"非典"作战，经常"零距离"接触病人，却一直没有受到感染，几乎被看作"奇迹"。在春节期间救治过那位"毒王"的医务人员纷纷中招，其中包括中山二院、三院和市八医院数十名医务人员，而同时也在救治现场的赵子文却一直安然无恙。他说，我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没感染。我则笑着对他说，你也许就是"毒不倒的王"吧。

　　关于赵子文"非典"救治的故事很多很多，通过采访他，我真正了解了"非典"如何来势凶险。

　　赵子文曾说过："我搞了一辈子呼吸、做了十几年ICU，接触的呼吸衰竭也只有十例，但这些天来我就救了三十例。"他有句关于"怕与不怕"独到精辟的言论："怕和不怕是相对的，当你看到有那么多医务人员倒下的时候说不怕是虚伪的，但是当我来到病人中间，看到受到身心折磨的一个个病人那期待的目光的时候，我忽然感到非常的害怕起来，害怕自己的治疗措施稍有疏忽，病人就永远站不起来，见不到他们的亲人，说实话，这才是我最怕的"。

　　赵主任讲话语速极快，我在整理赵主任的采访录音时，特别记下了以下他谈到如何用"爱心"抚慰病人的感人话语：

　　"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你不紧张是假的，所以只有治疗好，控制住病人的病情，才是对病人最大的安慰。"

　　"我们尽量不穿隔离衣，给他一个放心。"

　　"以前病人请吃饭我从来都是断然拒绝，但这次我破例了，出院后非典病人请我吃饭我去，目的就是告诉他你是个正常人了，给他个信心。"

　　"有的病人我们不放心，还请单位领导过来，通过他的单位多关心他、支持他，让他安心，再不行，请心理医生过来。"

　　"我们这里是旧楼改造的病区，像个破烂房，这种情景，更是要多关心。"

　　"我们还要求护士打针一针见血，吃饭也要管，睡觉也要管，就是要保证病人的安心。"

　　我在报道里写到赵子文主任并引述他的话时，眼睛不禁湿润了。

中　篇

　　外界不了解情况的人都对收治"非典"病人的隔离病区"谈虎色变"，说如何如何可怕，但当我手拿笔记本，第一次走进市一医院"临时病区"时，目光所到之处，无不使我感到诧异。

　　这是医院一座已废弃的五层楼房，过去是外科楼，据说是因为拆建合同出现问题而搁置至今。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这里在两天时间内迅速被建成了一个"没有销烟的战场"。

　　医院护理部主任冯秀兰领我走进楼房。楼道有些破旧，墙壁显得斑斑驳驳，但依然打扫得十分整洁。冯主任告诉我，这里能够做到没有一个医务人员感染，是因为严格执行了有关消毒隔离措施。楼梯作为医务人员专用，病人则使用电梯。一至三层依然是空房子，四楼被作为医生生活区，五楼设置为病房。

　　我们来到四楼门口，门边摆着三个大白桶，有一位护士姑娘正在把身上脱换下来的防护衣放在桶里。我好奇地看着她，她的脸上十分自然平静，微微对我一笑。冯主任说，她已经在上班"脱掉一层"了，下来再脱，还要清洗耳鼻口等。

　　我被招呼先进一个房间换上鞋子、套上衣服。冯主任说，我们这里专门安排一名护士长严格"监管"大家的"人身自由"，谁也不能随便出入，更不允许未经彻底消毒离开病区。

　　走进过道，墙壁上贴着一句标语："康复路上，你我并肩作战"。下面贴了十来幅医生的工作、生活照，几乎全是一个个"白大褂"形象，冲着镜头露出开心的笑容。

　　休息室中间是一张大大的会议桌。已经是中午十二时多了，桌上摆着十多个饭盒还没有人动过。大家太忙了，还没有人停下手边的工作过来吃饭。

　　这间休息室的四壁，实在有太多让人感到意外的地方。桌子右边挂着几面锦旗，写着"救死扶伤、仁心仁术"、"护理精心、医德感人"等。

　　正对着又是一个"园地"，上面贴了三十多封的信。这些信有医院各科室鼓励支持的"慰问信"，写着《致真正的勇士》、《致战斗不息的白衣战士》等；也有 病区同事相互打气加油的"心声"，《给护士姐妹们说几句心里话》、《给亲密战友的一封信》等；还有康复病人的"感谢信"，里面全是道不尽感谢之辞。

　　就在这个临时病区，有十多位医务人员"火线"提交入党申请书。我了解这个情况后，第二天与分社常务副总编凌广志再到医院采访，写成稿件《抗非典一线的十三份入党申请书昭显党的感召力》在内参刊出，受到中央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同志做出重要批示。此后，学习抗非典一线共产党员事迹在全国形成热潮。

　　最让我感到震动的，还是左边的一块小黑板，全是密密麻麻的粉笔字。上面一句是"关区后我们去哪里玩呢？"下面是各式各样、不同字迹的答案。近的有"海南"、"新疆"、"九寨沟"，远的有"尼泊尔"、"日本"、"马尔代夫"。有趣的是有人写了战火未熄的"伊拉克"，旁边一个箭头划过去，有人加了一句："我也赞成伊拉克"。

　　冯主任说，最后那句是我加上去的，看到我们病人陆续出院，同事们都很高兴，休息时商量着结束"临时病区"后一定要集体出外游玩一次，没想到时间一拖再拖。我知道，他们一直未能成行，６月初最后一名病人康复出院并暂时关闭了病区后，医务人员又重新忙碌在原来工作岗位上。

 

两位主任无声的泪和难言的痛深深震撼着我

　　在市一医院采访时，医务部主任王建琴多次落下无声的泪，护理部主任冯秀兰总是说到自己内心的痛，经常使我很犹豫，她们所说的话深深打动了我，甚至难以继续我的采访。在《誓言无声》等被全国数十家媒体采用的多篇报道里，我含泪写下了这些细节。

　　医务部主任王建琴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采访对象。每天在病区发生的事情都让她感动得不能自抑，多次采访时，她总忍不住要哭。她对我说："不好意思，临时病区的话题对我来说就像一层薄纸，只要轻轻一碰就要破，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她告诉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天下班坐在公共汽车上，都是一路哭着回去的。她流着泪告诉我关于水龙头的故事。病区的医务人员进病房必须"全身武装"，穿上厚厚整套防护设备，穿、脱都十分复杂，往往一进去工作就好几个小时。医务人员尤其是护士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不敢多喝水，所以喉咙干渴、膀胱膨胀的她们根本不敢接近水龙头，一听见、一看见谁开了水龙头，"赶快关上赶快关上！"

　　王建琴笑言说，我是临时病区赵子文主任的"贴身秘书"。作为医务部主任，本来她的职责并不需要常到临时病区工作，但她基本上每天都要亲自到病区，为大家作好服务。

　　护理部主任冯秀兰也是如此，是一位每天出现在病区护士"姐妹"们身边的 "老大姐"。采访中，冯主任不断对我说，我的心好痛，我很内疚，她们绝大多数都不是传染病的专科护理人员，而我作为护理管理者，把她们派到不相符的工作岗位上，让她们每天面对被感染的高风险，她们却都没有一句怨言。

　　两位采访对象讲述的故事，好几次都差点使我的采访中断，我不得不停下记录，擦去模糊双眼的泪：

　　"一位护士告诉我她心里害怕，想过退缩，但是病人让她改变了想法，让她感受到病人对自己的关心，感受到工作的意义，她也坚强起来、不再害怕。一位病人见她来到床边，本来要强烈咳嗽的，这时却拼命忍住，脸都憋得快变型了，护士就安慰他想咳就咳，病人却说，我不想感染给你啊。"

　　"医务人员承受高度的精神压力，有一天一位护士晕倒了，她被抬下来后对我说，我怕啊，我不是怕受感染，我是怕呼吸机会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病人就可能会死，所以我盯着呼吸机，连眼睛都不敢眨啊！"

　　"有一名护士家里人要求她辞职回家，压力沉重的她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对着我哭起来，她说，主任你就让我哭个够，不过你放心，家里人不支持我，我会自己撑下去，明天我还是会回来上班。她专门跑到原科室交待她的同事，家里人找我，千万不要说我去了临时病区，只是说我临时走开了。她明明知道例假期间免疫力会有所下降容易感染，也知道应该向上报告休假，却始终忍住不说，直至最后由于痛经晕倒了。她被抬下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主任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完成好任务。"
……

　　我联系康复者、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传染病院）传染科主任蔡卫平采访，他委婉地说，我住得比较远，在广州碧桂园，采访可能不太方便吧。我担心采访受拒，马上跟他说，那我到你家里做个专访好吗，你在康复期需要注意休息，我过来好了。

　　蔡主任同意下午三点接受采访。当我坐在分社派的车开往广州碧桂园的路上，跟司机聊起来，我才意识到，这一趟采访我将有可能面临着受感染的严重威胁。

　　4月初的广州"非典"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飞沫传播被认为是最主要的传播渠道，而康复者是否还有传染的可能性，一直没有定论。蔡主任就是一名因救治"毒王"受感染，曾经发展为重症病例，最近治愈出院回家休养的省救治专家组成员。

　　我立即把车窗摇了下来，保持空气流通，并对司机说，等下你就在家外面等好了，不请你进去喝口水了。

　　蔡主任笑迎迎地亲自来到大门口接我进去。我知道，我不能戴上口罩。蔡主任是一位感染科专家，他的所作所为就说明与他接触的人不会受到感染。当他向我伸出手时，我马上和他紧紧相握。进入家门时我毫不犹豫换上了他家的拖鞋，并坐在客厅沙发上。他问我，你喝茶还是果汗啊？我说，随便吧。

　　由于约好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但是要谈的内容很多，采访进行得十分紧凑。他主要跟我谈了自身患病的过程和感受。他作为一名医生，却"医者不自医"，经历了患病时全身肌肉酸痛、呼吸困难等种种难以言状的苦楚。但是他说，这是终生难忘的一段历程，我现在可以"现身说法"告诉我的病人，非典不可怕。

　　采访结束，他再次热情地把送我一起走下楼梯，我们握手告别。

　　这次采访时间虽短，收获却很丰富，根据采访他完成的对外稿《一位曾感染非典型肺炎医生谈战胜病魔经历》被多家外报采用，国内通稿《痊愈医生亲历非典型肺炎》被《人民日报》等61家报纸采用。

　　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钟南山院士被公认为"第一功臣"。在多个采访场合上，给我留下深刻难忘印象的，总是他那坚毅的目光。

　　去年采访一个中医药养生保健论坛时，钟院士对我阐述了他的健康观念。他说："'亚健康'问题中，压抑和焦虑是最易伤身的，要注意调整心理平衡，随遇而安"。这句话被我奉为至理名言，除了写在稿件上，还到处向身边亲朋劝说。

　　出现非典疫情以来，关于钟院士的报道，已经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各大媒体上，读者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位"功臣"卓越的医学造诣和杰出的人格魅力。

　　在采写非典稿件中，我也有过多次近距离接触和采访钟院士的机会。其中一次他百忙之中抽出了一个多小时，接受新华社专访。分社总编室副总编张朝祥和我坐在他并不宽敞的办公室，有幸聆听了许多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采访结束后，我连夜把录音全部整理成文。他谈了两个建议，一是非常希望大协作，二是对于一些没有太明原因的疾病不要过早下结论。这两点建议，尖锐地指出了当时客观存在的某些因难和障碍。

　　钟南山院士对医务人员抗击非典表现出来的精神高度赞赏，他说：

　　"我们整个社会包括媒体，对医务人员队伍的看法都应该有些变化。在呼研所，我们收治了一百多病人，50%是医务人员，都是重症。外界不太知道，他们都是在给病人抢救、做插管、做气管吸氧时第三天感染的，他们都清楚有可能感染，但是都干了，前仆后继。

　　"我对这个队伍感到骄傲，思想过硬技术也过硬，到现在没有一个想着退出、想辞职想干别的。其实他们家里压力很大，照样干。我们当时有个口号，我们搞呼吸的不干谁干啊，这个时候最需要我们，等于'排雷班'，等于'炸雕堡'，要你上去。

　　"香港一些街坊自觉地给医生煲汤送上关怀，我们有吗，我们有什么。我觉得这次就能看出来，医生是怎么样的，但我看社会就不太理解。广州二月份发病最高峰时，我们医务人员一个一个倒下了，但当时就有一家媒体大版面讲医生收红包，什么白衣老虎，根本不选时候，伤透了大家的心。要是没这帮队伍，社会安定还能保证么？"

　　谈到这些时，我分明看见钟院士炯炯有神的双眼，噙着泪花。

　　我和同事合作先后写过多篇关于钟南山的抗非典报道，其中一篇被全国117家报纸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