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激荡东莞:从农业大县到“世界工厂”
来源: 南方日报    时间: 2018-07-10 08:1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尝到“甜头”的张子弥们蜂拥而至,东莞利用外资“借船出海”,推动农民洗脚上田、穿鞋进厂,奏响了农村工业化的激昂时代之歌。

  据记载,改革开放前,东莞每年稳定向国家上交粮食4亿多公斤,排在全国县级前三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大县。但到1987年底,东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已有“三来一补”企业2500多家,遍布全市80%的乡村,加工产品涵盖毛纺、服装、电子和玩具等15大类4000多个品种,创汇214亿美元,居全国县级单位之首。

  不过,早期港商带来的“三来一补”小型企业,基本是数十万元的小资本投资,制约产业层次、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提升。

  曾担任东莞县县长、东莞市市长的郑锦滔回忆,1984年一位国家领导到东莞考察,充分肯定了东莞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成就,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话:“东莞的企业犹如满天星斗,唯独缺乏一轮明月。”

  这句话恰恰点中了东莞经济发展的“软肋”。在新一轮“借船出海”中,东莞大动作、大引进和大投入地利用外资,打造一轮轮产业“明月”:

  1983年,当时全球最大的食品企业美国通用食品有限公司“破冰”进入东莞,与东莞粉厂合办省内第一家合资企业东美公司。很快,通用的老对手雀巢也投资15亿美元,建当时中国唯一生产雀巢咖啡的工厂。

  1988 年,47岁的台湾商人连阿荣以探亲为名,经香港第一次进入大陆,选在东莞樟木头,投资创办美华针织礼品公司。像香港商人一样,同样面临世界产业转移困局的台湾商人,纷纷进入东莞投资设厂。如今,东莞已被众多台商视为“第二故乡”,东莞台协已有约3000名企业会员,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台协。

  1993年,东莞与港商投资20亿元,建设福地彩管公司,每年的利润达数亿元……

  传统的农业大县,华丽实现工业化。

  1987 年,新华社记者王志纲和同事在珠三角跑了一圈,对顺德、南海、中山和东莞印象深刻,写出一篇文章《广东跃起四小虎》。当时,四小虎各具特色,东莞是“洋枪队”,顺德是“地方部队”,南海是“游击队”,中山是“国家队”。而在一个个大项目落地后,东莞经济总量一下子从四小虎之末跃居首位。

  到2007年,东莞生产总值达3151亿元,比1978年增长119.8倍,保持了年均18%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东莞塞车,全球缺货”“全世界每10双鞋,就有1双来自东莞”“全球每5个人,就有1人在穿东莞制造的毛衣”的外贸奇迹。

  此时的东莞,不仅是一个地名,更是闻名全球的“世界工厂”。

  敢于改革

  全国首创“一条龙”“一站式”政务模式

  在工业化高歌猛进时,东莞城市化也加速推进,使之与工业化相得益彰。

  据曾在虎门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兼农工商总经理的孙耀全回忆,当年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拉人来”:“公社干部坐船到香港开座谈会消除港商顾虑。一旦约好了香港人过来考察,这边就跑去罗湖口岸接人,小轿车在那时还是奢侈品,于是大家出动货车,开着摩托,也有坐公共汽车把对方请来的。”

  投资商蜂拥而至,东莞人开始思考,如何解放思想、争分夺秒、提高办事效率。

  1978年底,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三来一补”合资合作企业工作,从县里各部门抽了48名干部,组成了10个小组。1984年10月,“加工办”被正式定为常设的行政机构。

  “我们在审批上简化手续,不搞‘公文旅行’。”曾任“加工办”主任的萧树棠此前表示,当时小企业从签约到投产仅需一周,干脆利落,大企业从签约到投产也只要半年左右。高效政务带来招商引资与经济腾飞的硕果,东莞首创的“一条龙”“一站式”政务模式,由此成为各地竞相借鉴的样板。

  1988 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的调研报告《东莞十年——对我国沿海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成功典型的考察》:来料加工装配办公室坚持一个窗口对外的原则,从洽谈、签约、工商登记、报关、办理进口许可证,以及香港直通车手续,实行“一站式”的管理和服务。

  办事效率一提高,一辆辆大货车、集装箱货柜车鱼贯而入,东莞基础设施不完善成为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拦路虎”。直到1980年,东莞仅有一公里水泥路,晴天一路土,雨天烂泥塘。

  东莞人又开始思考,如何创新地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时任高埗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建桥指挥部总指挥苏国良说,1980年下半年,高埗公社党委决定成立建桥指挥部。建桥需要150万元,但当时公社一年可自由支配的钱才8000元,150万元就是个天文数字。

  于是,有社员提议:可否集资建桥?

  苏国良回忆,1981年初当地决定,凡是喝高埗水的,每一个人投资10元钱。高埗公社有1.8万多人,很快便筹得近20万元,另有上级政府支持50万元,向银行贷款60万元。

  1984年1月27日,全国第一座农民集资、征收过桥费的地方公路桥梁——高埗大桥正式通车。随后石龙南桥、万江大桥用同样的集资方式相继建成。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全省乃至全国公路建设的发展。时任交通部副部长潘奇到东莞调研,东莞人在汇报时提出了“想致富、先修路”的口号,随后被潘奇带回北京,这个经典口号就这样响彻全国。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东莞“城市梦”逐渐照进现实。

  1987年12月4日,东莞撰写了一份6页纸的请示报告,递交给惠阳地区和广东省政府,请示从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次年1月,东莞升格为地级市,成为全国少有的“直筒子市”(对未设市辖区的地级市的俗称),开创了市管镇体制的先河。

  “在完成城市化发展的原始积累后,现在我们有能力拿出很多钱投入硬件建设,不断提高行政服务水平。”升格地级市“操刀人”、东莞市委原书记李近维此前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不仅仅在于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硬件,更在于行政服务等软件。

  确实,在被国家赋予更大行政权后,东莞延续敢于改革、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火种,统一开发建设,集中资源使用,继续加快城市化进程。

  进入新世纪,东莞提出“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的口号,“一网(高标准基础设施网)两区(城市新区和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三张牌(城市牌、外资牌、民营牌)”的发展思路,投入600亿元,开始了颇为壮观的“造城”运动。

  早在2001年7月,在距离太平手袋厂仅30公里远的地方,东莞播下了一颗创新种子: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东莞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开始从‘满山放羊’ 转向‘设园引资’,成效显著。但囿于各种原因,以往的园区规模一般都不大,档次也不高,不足以支撑东莞新一轮发展的重托。”时任东莞市委书记佟星说,松山湖承担了推动经济模式转变、缔造新的增长引擎、再造一个新东莞的重任。

  与此同时,东莞致力于投资软环境建设的脚步并未停歇,一个小时内办好营业执照,这曾是广受赞扬的“香港速度”,在东莞也可享受到这种高效服务:

  2012年,在全国率先试点商改,彻底打开市场之门,实现“零首付”开公司,至今共取消行政审批事项300多项;

  2013年底,作为全国唯一地级市代表参与了全国改革制度设计的研讨工作,国家的改革方案,充分借鉴了东莞商改的实践成果;

  2014年开始,率先推行“互联网审批中心”工商登记新模式,在全国设立首个现代化网上审批中心,实现工商登记一站式审批、24小时全天候服务……

  “东莞不是特区,却在商改的路上率先迈出步伐,能为国内其他地级市创造更多经验,具有更实际的指导意义。”原国家工商总局、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评价,东莞创造了商改的“非特区模式”。

  东莞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精彩而生动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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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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