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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2017年经济增长靠体制改革和创新
来源:新华网思客   时间: 2017-02-04 15:01

 

    周其仁认为,进入2017年,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坚韧不拔地推进改革。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高速增长,根本原因是成本降低。但从2007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呈下行态势,年增长率从14.2%下降为6.9%,问题不容忽视。

    他表示,进入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的成本再度走高。我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中的状况好比“三明治”——夹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一方面不具备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一方面市场成本大幅上升,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相比已不具备绝对优势。周其仁认为,进入2017年,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坚韧不拔地推进改革。

    以下为周其仁的演讲实录,由思客编辑整理:

    国际形势:外需萎缩,逆全球化

    怎么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的增长?首先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元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元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体中间之前有一道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了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现在有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力量的冲击。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有一大群人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不懂金融,也不懂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

    现在的全球化格局,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所以,特朗普出现了,特朗普的当选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可以同等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什么都干,从袜子到汽车,再到飞机,最后大家优势趋同了,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萨缪尔森问道: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那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如果是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国家,那么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偏偏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上升

    其次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改革开放后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物美价廉全世界的买家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首先要变成产品,这个过程需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和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入”,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进去了,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显著地降下来了。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的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浪费了很多设施,我们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人们愿意去的地方应该好好投资,比如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些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要还林、还环境,建设特色小镇。

    2017年经济的增长靠体制改革和创新

    怎样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

    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中的状况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特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的苹果卖到全世界,人们通宵排队买,这就是他有你没有。现在中国夹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底下有印度、越南,他们的成本比中国便宜,招商引资的力度也比我们当年强,都学会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体制成本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政府主动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成本很难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低,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所以,2017年要继续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如果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唯有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是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总之,2017年经济的增长要靠创新和改革。

2016-12-155

 

(责任编辑:魏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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