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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下沉”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机制
来源:新华网   时间: 2015-11-16 09:44

精英下沉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机制

  不久前公布的《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显示,中国足协将从体育总局的事业单位序列中退出,转变为社团性组织。同体育总局的脱钩,意味着原足协官员也将告别国家公务员身份,也就是说足协的各级别官员精英,如果还要继续从事足球事业,将不得不从此告别“官场”而成为民间人士。这里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精英下沉”。在某种程度上,精英下沉同中央提出的“干部能上能下”精神也是契合的。需要指出的是,同大量志愿精英的主动参与有所不同,这是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一种被动“下沉”,具有人才逆流动的特征,是精英循环的一部分。那么,在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精英下沉如何才能得以体现呢?

  精英下沉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机制

  受西方精英理论的影响,学术界一般忽略精英下沉的人才流动机制,鲜有论述精英下沉对社会开放的积极作用。在这些精英理论体系中,尽管也有关于精英淘汰的规律总结,但多强调为精英提供公平的“上升”通道,否则便可能会导致社会失衡,最终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比较分析,“下沉”的精英及其行动并没有进入该理论体系,学者们关注的是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为“向上流动”的精英喝彩,而对于那些“向下流动”的精英则故作失语,甚至给他们冠以“沦落的精英”、“过气精英”等称谓。无疑,这种理论没有充分反映社会精英的生活全貌,因而在指导实践上是有局限的。

  事实上,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领域,精英下沉是社会流动的常态,同精英上升形成人才循环的闭环系统。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精英下沉作为一种官僚制度发挥直接作用。清朝康乾盛世期间推行的“官员外放”制度,就是京城的政治精英受中央政府委派而“下”到地方任职。与之并行的是历史更为悠久的“官员流放”制度,但这是一种被动的下沉,皇帝将那些犯错的官场精英惩戒性“下沉”到更低职位或者是边远所在,待其在流放地有所政绩后再做处分。在重农轻商的中国古代社会,商界精英基本是蛰伏民间,处于名副其实的下沉状态。唯有不同的是那些大量无法进入仕途或者不愿进入政界的社会精英,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教习民风、促进社会自治,在民间社会中发挥着裁判员和仲裁员的作用。在国外,精英下沉也是一种常态。在日本,每逢大选期间,各政党都会派遣“刺客”赶赴票仓不稳定的选区,同其他政党竞争席位。也有一些社会名流甘愿寂寞而不愿出世,爱因斯坦曾经拒绝以色列复国后首任总统的诱惑,始终“沉”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学科研,正如他自己所说:“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永恒的东西。”这种案例不胜枚举。根据科层制的金字塔规律,处于高位的精英毕竟只是少数,而塔基则沉淀着为数众多的各类精英。因此,无论是“上升”还是“下沉”,体现的只是精英流动的方向不同而已,二者在本质上都反映了社会开放的特征。

  精英下沉既是社会开放的机制之一,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机制。众所周知,资源在区域分布上存在差异性,而政治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偏好也无法实现资源平衡。从世界发展的经验看,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存在资源失衡现象:一方面,市场具有追求效率的冲动,基层往往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盲区,因而越是发展则“马太效应”越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政治手段尽管能够弥补市场的不足,但存在主观偏好和能力“自负”的天然缺陷,经常在促进公平方面力不从心,甚至事与愿违。因此,基层社会固有的发展禀赋差距,使公平无法充分体现,但是下沉的精英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这种差距,使社会公正的价值得以“兼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精英下沉弥补了基层人力资源的不足,改善了社会的精英结构,对于社会功能的提升具有直接作用。至于精英下沉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尽管难以测量,但显然也属于正外部效应范畴。

  下沉精英的责任与使命

  在社会变迁的动力角度,全面、客观地判断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可以从精英功能上找到答案。因此,人尽其才一直是精英资源开发的基本原则。当然,不同层次的精英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无论是主动下沉还是被动下沉,精英们的应然作用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促进国家政权建设。这是政治精英下沉的作用空间。在经验的层面,我国常见的做法是充实基层国家机关队伍,以下派、任命、支援、挂职等不同方式实施。同西方的选举制民主不同,我国政治精英下沉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选票的政治动员,而是为了在政治互动中促进基层发展,是出于国家政治建设的考量。比如,对口支援方面,上海在四年间先后从党政部门选派了386名干部赴新疆喀什,并为当地累计培训干部和人才4700多人次。当前,从各省都实施的“驻村干部”工程判断,国家政权建设的初衷也是一目了然:从县级或乡镇抽调机关干部到村级挂职或担任第一书记,直接接触广大群众、参与村务管理,提高了基层社会动员能力的同时,也推动了村民自治的政治进程。另外,各类政治精英的下沉还有利于政治社会化的展开,精英们固有的政治专业知识和政策能力,对于促进政治传播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二,倾听社会声音、传输基层诉求。韦伯在阐述科层制的形成时指出,层级负责的官僚制能够反映权责一致的原则,理性的权力矩阵关系有利于维系组织的稳定及其顺利运作,但特定权力的使用和服从关系则无法对基层社会的诉求做出及时回应。正是这种弊端的存在,使党和政府获取的社会信息被不断地过滤,政策的落实也在层层落实中被反复打折扣,由此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其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每年超过十万起。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社会诉求,政权的合法性无疑会受到削弱。这因而成为各类下沉精英需要完成的使命。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涉及到体制机制而造成社会冲突的重大问题,下沉精英们要能够及时向上传达,以尽早修正和改革现有体制机制。

  其三,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从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看,我国普遍存在着不均衡的问题:一方面,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显示出更高的差别化需求,这些已经迈入“大众消费”阶段的地区,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显示出高速增长态势,有些大城市甚至有几何级暴涨的态势;另一方面,我国的绝大多数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尚处于满足最基本需要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阶段,落差殊为巨大。今天,大批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精英主动下沉,以各种形式参与公共服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这个定论已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得到验证,尽管下沉的大批青年中不乏被迫的成分,主动下沉的比例有限,但这些“下沉”的知识精英对于极度落后的农村教育、医疗卫生、良种培育、技术咨询、气象服务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四,接触“关键少数”。精英自身也是“关键少数”群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其他关键少数的接触,往往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仇官”与“仇富”现象,间接反映了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不和谐现象,一旦这些少数人的诉求遇阻,便有可能放大社会紧张,影响到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精英的下沉有助于及时而准确地发现哪些“少数人”的意见表达代表了公共诉求,能够对少数群体在教育、就业、收入、医疗卫生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困难做出及时回应,有针对性地解决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的困难。对于广大下沉的精英而言,还要密切关注新兴社会群体中的“少数人”及其诉求,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在社会结构和利益多元化进程中催生的新阶层,关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有序参与的推进。

  当今社会迫切需要四类下沉精英

  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人才,向上流动的精英与向下流动的精英都是人才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此之间相互补充,甚至相互替代。那些“下沉”到基层的精英,接触的民众更多,其作用范围更广,可以改善和优化固有的社会人才结构,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与此同时,精英下沉也能够更容易了解基层状况,便于发现社会问题的根蒂,也能够自觉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从当前我国发展的实践需求看,迫切需要四类下沉的精英:

  其一,政治精英的下沉。如前所述,政治精英下沉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也是世界通行的做法。通常有两种状况:一是主动的下沉,二是被动的下沉。据中组部统计数据显示,自2006年实施“三支一扶”工程以来,五年内全国共有14.3万名大学生到农村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远远超过规划的十万人规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学生都是主动下沉的精英,对于激活基层政治资源、促进基层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相反,需要反思的是被动的精英下沉,当前呈现出“三多三少”的特征:高配、高福利激励多而纯粹的道德激励少;零星的干部配置多而建制性设置少;科层制的命令型下沉多而主体的志愿型下沉少。无疑,这种被动下沉的状况并未实现精英下沉所应达到的目标。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精英被动下沉中存在的抵触因素,也是政治设计不科学所致。

  其二,知识精英的下沉。当前,我国正在处于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迫切需要各类知识精英充实到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第一线,积极落实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将我国打造成为科创强国。科教卫生等系统的精英下沉也是当务之急,大批专家学者集中于大城市、集中于资源优势较好的单位,客观上固化了“择校”、“挂号”等难局。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人才筛选机制出现了较为开放的趋势,“教(医、研……)而优则仕”正在兴起。开通这种“向上流动”的渠道无疑是必要的,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精英下沉的实现:一方面,大批知识精英进入政界,“入世”变成了“入仕”,在事实上削弱了知识精英的科创实力,也在客观上降低了知识的生产率;另一方面,知识精英游离于知识界与政界,弱化了知识符号或知识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特征,不利于从整体上推动知识传承与知识生产。

  其三,社会精英的坚守。社会精英原本的安身立命之所就是社会,是所有主动下沉精英的代表,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因而在社会上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当然,主动“沉”在社会基层的精英也存在差异性,怀才不遇、修心养性、等待时机者也可能不乏其人,但他们在基层社会的存在价值就是客观上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发展。这些精英的坚守体现了积极的道德操守。在当今社会流动日益加快的信息社会里,各种诱惑充斥其中,这些坚守的社会精英如果数量众多,就能够形成显性的社会结构群体,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其四,下沉到社区的精英。社区治理有两类精英不可或缺:一是各类草根社团的精英,他们直接接触社会底层民众,并致力于帮扶救助等公益事业;二是社区管理精英,他们活跃于社区的每一个角落,调解社会矛盾、开展社区公共服务活动、美化社区环境、维护居民合法权益等。从目前我国社区现状看,这两类精英的结构并不令人乐观:草根社团的精英多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并不是社区的长期参与者;社区管理精英多由退休干部或知识分子构成,他们无法在职业群体和青年群体中获得认同。无论是草根社团的精英还是社区管理精英,他们都拥有相当专业的知识结构和社会资本网络,也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如果在人才结构上有所优化,则社区自治的进程将大大加快。

  (作者:吴新叶,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彭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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