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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金融创新就是与民争利
来源:新华网   时间: 2015-11-09 09:28

图为本文作者、新任央行副行长陈雨露

  民间经济鼎盛、封建官僚“积贫积弱”的北宋是一个清平世界,第一个下大力气改变这种情况的人叫做范仲淹。范仲淹,仁宗庆历年间官拜参知政事,死谥文正,所著《岳阳楼记》更是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古。

  不知您是否想过,洋洋洒洒一篇《岳阳楼记》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到岳阳楼,而是一直在描写洞庭湖?

  答:仁宗年间的“岳阳楼”其实是一家名满江湖的青楼,《岳阳楼记》则是送给岳州知府兼这家青楼老板滕子京的马屁文章。范仲淹大概也觉得在自己的文章里称赞一家青楼不是太合适,于是就顾左右而言他。

  我还要告诉大家,滕知府虽然因为贪污发配岳州,重修岳阳楼确实既没贪污也没挪用公款,而是用了一招金融魔术——“资产置换”,即,低价收购民间沉欠多年的不良贷款,然后再派兵连本带利一块要回来——看谁敢欠知府大人钱!

  范仲淹居然称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还要与这等开青楼的知州“微斯人,吾谁与归”!

  仁宗朝的事情,就让我们从范仲淹说起。

  庆历三年(1043年)六月,范仲淹从西夏前线调入朝廷中枢,这位出将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十条施政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的开端《答手诏条陈十事》。

  有人高度评价这份《答手诏条陈十事》,毕竟这十条合理化建议看起来条条站得住脚。实际上,这份著名的奏折其实就说了两件事:抓权和搂钱。

  当然,要先抓权才能再搂钱。

  先说第一条,抓权。

  北宋疆域远不若汉唐辽阔,却是一个花团锦簇的盛世。王安石曾经这样评价仁宗庆历新政之前的朝局(当然,这句话放到王安石的上下文里并非褒义):中原安逸,多年不曾大兴劳役,不曾杀掉一名罪犯,朝廷宁可耗费钱财送给契丹、党项,也不愿意妄动刀兵。

  不大兴工程、不妄动刀兵、不发号施令,封建官僚哪有权力、哪有威风、哪能捞钱?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引经据典说明了朝廷大兴工程的重要性:春秋五霸争雄之时,诸侯国宁可向邻国借贷也要大兴水利工程;江南有圩田、浙西有河渠、苏州也有营田军专管河堤,现在,淮南歉收商人就把粮食贩运到淮南,浙右歉收商人又把粮食贩运到浙右,从中要盘剥多少利润!

  只要有一批干吏能臣,这个问题就由我范仲淹解决!

  一是一定要给封建官僚以实权,尤其是下级官吏任免权。至此,宋太祖赵匡胤有名无实的官僚制衡体系被彻底废弃,官员此后要打起精神,以兴弊除利为己任、置民于水火之中(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

  二是一定要让当官的人先富起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给他们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禄,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职之地获得一批土地,数量按官职高低分配。除此之外,还要定时发补贴,婚嫁丧葬都要给钱。

  三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国最有实权的官员。各路转运使可任命知州,至于各路转运使的任命,就由我范仲淹说了算。

  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对话:范仲淹在挑选各路监司的时候,经常对着官员名册看,看到不顺眼的名字(所谓“不才者”,很多是不肯阿附范仲淹的人)就一笔勾掉。

  看到这种情况,新政重要的支持者枢密副使富弼提醒他:您这一笔不知有多少人会为此哭泣。

  范仲淹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那么,范仲淹究竟用了什么人呢?

  答:谁能搂钱,就任命谁当官。

  王夫之对此曾有深刻的评价:一批急功近利的人借机向范仲淹兜售自己的敛财之术,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

  再说第二条,抓了权就能搂钱。范仲淹为搂钱想出了很多办法,条条都跟金融有关。

  第一,货币贬值。结果,无效。铸造大钱搂钱简单易行,实在是谋财害命的不二法门。庆历三年(1043年)起,北宋朝廷开始铸造“庆历重宝”,钱重7.5克,却要当十枚市面上的铜钱。不过,当时是典型的自由经济,市场根本就不买账,庆历重宝自发行之日起就只能当二至三枚铜钱,与实际重量相仿。

  第二,重农抑商。结果,催生了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范仲淹给商人起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叫“游人”,只有让“游人”都回家种地天下才会太平,否则,“游人”终日浪荡在城市之间,惟一的作用就是败坏伦常纲纪。

  要想管住“游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设立盐、铁、茶等产业的管理机构。在延州做知州的时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盘上成立了官营盐、铁、酒、茶的专营机构,禁止民间私营这些产业。

  现在,得入朝堂,范仲淹立刻把这条经验推广到全国,他成立了“督盐院”等一批机构,对商人发放“盐钞”、“铁钞”、“茶钞”——统称“钱引”,即配额。从今往后,你生产多少盐、生产多少铁,能卖多少茶叶,都要有相应的“钱引”。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钱引直接催生了北宋真正通行全国的纸币——“盐钞”。

  与官交子相比,盐钞以足额食盐作为准备,获得盐钞的人可以在全国兑换食盐。商人很快发现,盐钞不仅可以兑换食盐,还可以作为市场上的交换凭证;同时,官交子的流通范围仅限于益州、西北诸路,盐钞却可以在北宋王朝通行无阻。

  此后,盐钞逐步取代了交子的地位,成为通行北宋王朝的一种新纸币。

  尽管熙丰变法期间,盐钞发行量曾一度突破三司产食盐总量,但是,朝廷还要靠食盐专营牟利,历代帝王对盐钞发行限制颇多,皮公弼甚至蔡京都对盐钞发行进行过多次整顿。整个宋代,盐钞的信用都好于官交子,一直到南宋灭亡。

  第三,建立官营信贷机构,即“回易”。“回易”产生于隋代,通俗地说就是官府出面做买卖,不过仅限于与游牧民族“马匹-粮食”交易。

  范仲淹有很强的金融创新意识,他所谓的“回易”是以军费对外放贷。在一封名为《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的奏折中,范仲淹明确提出了回易的目标:增息财利,使天下之财再无流通之虞!同时,范仲淹还洋洋得意地叙说了功绩:我挪用军费放贷,一年就赚了四十二万贯钱。四十二万贯,已经是澶渊之盟岁币的40%,这些钱全部来自陕西路一地!

  宋太祖曾经下诏“官吏不得经商”,此为永制,范仲淹是在明目张胆地违反太祖遗命!还自鸣得意!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那位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被发配之前他手下的军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贩卖茶叶,结果当然是“回易私茶,破坏茶法”。

  后代史学家徐梦莘这样评价“回易”政策:这些人靠着官府的威风,与市井之人争利,既损害朝廷、又害苦了庶民,真是一件有损国体的事情(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伤公害私,亏损国体)……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下,民间产业创新才是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北宋也成为第一个不对土地兼并设置门槛的朝代。封建官商靠权力牟利,才不会有时间和脑子考虑创新,但是,他们的财富又有着相当统一的去处——土地。《宋史》记载,庆历三年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封建官僚开始广置田园,府邸如乌云般覆盖了整个城市……

  在北宋王朝第一波大规模土地兼并中,我们看到了庆历新政另一项显著的效果——流民(军队)兵变:庆历新政刚刚实施,解州、邓州厢军就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变、京东路士兵杀死当地巡检使;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仁宗年间规模最大的兵变爆发了,保州云翼军(禁军)四千多人兵变,军队冲出军营自谋生路,成为流寇……

  面对乱世之源,朝堂之上甚至产生了恢复王莽“王田制”的奏议。有人这样评论时政:只有天下大乱、兵锋再起,让大多数人死掉,才可平均土地(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

  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逃脱乱世魔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

  庆历四年六月,宋仁宗下了一个干脆的决定: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朝堂之上。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替范仲淹收拾烂摊子的人叫做包拯,即民间评话中的“包青天”。在京剧戏文中,包拯用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铡了很多皇亲国戚、贪官和地痞流氓。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绩是在全国丈量土地,设立了一道类似“开元限购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员购买田地一律不得超过三十顷,多出来的土地必须充公。

  关于“仁宗限田令”就不多讲了,跟前朝的故事差不多。盛唐开元年间,宇文融为了限制土地兼并曾经颁发过一道史上最严的土地政策:任何人不得购买土地,不承认帝国一切土地买卖。后来,杨国忠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十年之后,大唐帝国40%的人都变成了流民。

  北宋年间也有一个人毫无顾忌地放开了“仁宗限田令”,这个人是包拯的一个手下,名字叫王安石。

  (本文选自陈雨露《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合著者为杨忠恕)

 

(责任编辑:彭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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