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5月1日电（雷燕）海珠区滨江西路230-232号——这个曾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的老房子如今仍矗立珠江南岸，而那段历史却已鲜为人知。

    1922年五一前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纸通告，使得全国各地工会代表在85年前的今天聚集于此。由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下称一劳大），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也从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今日上午，纪念一劳大85周年的展览将在这里揭幕。85年间，曾经见证这段历史的礼堂几经风雨早已面目全非，然而，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却早已成为了时代的主人。近日，记者走访专家学者，重访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

    会议旧址身份去年才确认

    珠江南岸，解放桥脚，一座西式混凝土结构的四层古旧楼房在楼盘林立的滨江西路显得分外注目。它坐南朝北，正对珠江，正门横梁上写着“广州业余大学”字样，顶楼正中央有一颗巨大的五角星。“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楼右侧墙脚一块大理石上的寥寥数字说明了它的身份。走进楼房后院，工人们正在忙碌。将后来建的砖墙拆除，架起和从前一样的钢屋架，恢复从前的木阁楼……礼堂的原貌渐渐展现在人们眼前，85年前正是在这间礼堂内，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会代表们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中国的工人运动从此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这栋当时被借作一劳大会场的广东机器工会会所建于1920年，为广州机器工人和粤籍旅居东南亚的机器工人捐献兴建。会所落成时原为三层西式大楼，楼前的花园直通珠江边。后面由仓库改建成的大礼堂可容纳两千多人。建国后，会所被广州业余大学用作课室，在原来的三层楼房上又加盖了两层。后面的礼堂也被间隔成课室用来办学。直到去年，广州市进行第四次文物普查时，经过多名文物专家的考证，其“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的身份才被确认。

    与这栋楼相邻而居了60多年的老街坊刘阿伯几十年前曾去后面的礼堂看过大戏，也隐约知道这里曾是“办工会”的，然而他也直到去年才知道“老邻居”有这么“显赫”的过去。

    旧貌复原“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负责旧址维修的广州大学建筑系教授汤国华来说，要追寻这栋楼85年前的旧貌也同样艰难。从今年3月21日维修的施工队进驻这栋楼，汤国华几乎每天下午都要来工地看一看。由于没有保留下来的旧照片，而且后来又经过多次加建，汤国华和工人们只能先拆去加建的墙体，再从墙基、地面和老工人的回忆中一点一点地去复原。由于时间原因，只拆掉了后来加建的第五层，礼堂内的舞台“文革”时为了演“样板戏”而扩建的部分，也暂时保留。据老工人回忆，当年礼堂后部曾有一层木阁楼，这次则重新修起来。由于礼堂是由仓库改建的，所以屋顶主要是当时的进口钢架。汤国华指着礼堂斑驳的外墙说，这些红色的墙砖都是后来填上去的。据当年工会的老员工说，当初解放时，国民党炸海珠桥时，很多墙都震裂了。汤国华说，4月25日初步完工后，后面的修复工作还将陆续进行。

    会场当年“一片红彤彤”

    4月25日，当施工队离去后，另一些人开始在这里忙碌。他们在礼堂的中央悬起一面大红旗，两旁也拉起大红横幕，左边写着“世界劳动者及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呵！”右边写着“打破军阀主义打破帝国主义打破资本主义”。礼堂中悬挂着一颗大红星及小红旗无数，上面都写有劳动格言。舞台正中央摆上讲坛，讲坛上书“工人讲坛”4个大字。今日上午，纪念一劳大的展览将在这里揭幕。据负责此次展览的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长李穗梅介绍，由于一劳大除了一张部分代表的合影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会场的布置只能根据当年的新闻报道和代表回忆录中的零星叙述。广东共产党早期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对一劳大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也是此次布置会场的主要依据。“整个会场都是红彤彤的，”李穗梅说，根据当时报道所描述的会场布置就可以看出一劳大的“红色背景”。据当时的代表马超俊的一段记述，一劳大开会时，当时有一个资方代表也来凑热闹，跳上讲台就要讲话，其他工人马上把他轰了下来。工人们指着讲台上方的悬额说：“这里明写着‘工人讲坛’，不是商人讲坛，请下来吧！”
    李穗梅介绍，这次在旧址上举行的展览将以图片为主，将通过相关历史资料图片和复制文物，重现一劳大前后的那段历史。

    广东共产党人主动争取一劳大在广州召开

    让我们回到风起云涌的1922年。

    年初，各地的工人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是，当时全国还没有统一的工人团体，各地罢工处于分散、帮派林立的状态。4月初，广州、上海、北京等10个工会，先后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要求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召开全国劳动大会。4月1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各工团发出了在广州召开一劳大的通告。

    据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处处长黄穗生介绍，一劳大最终选择在广州召开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他说，与一劳大同时召开的团一大原本定在上海召开，当时广东的党、团组织负责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负责人谭平山向团的临时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希望团一大能改在广州召开。考虑到当时党的南方支部活动活跃，加之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广州社会政治环境比较清明，最终，团中央将团一大召开地点改在了广州。

    黄穗生认为，由于当时很多团的领导人同时也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所以谭平山的这封信，对一劳大在广州召开也有直接的影响。

    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府对工人运动采取同情和支持态度，也是一劳大得以在广州召开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想借广东机器工会礼堂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广东机器工会便向孙中山请示，孙中山说：“非本党主持，亦宜予以赞助”。1922年5月1日至5月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东机器工会礼堂开幕。5月5日，孙中山还接见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部分代表。

    会议中心议题：团结、统一、战斗

    1922年5月1日，广州城内气氛热烈。来自北京、湖南、江苏等地参加一劳大的工人代表和广州工人5万多人一起在第一公园（即今天的人民公园）开大会庆祝“五一”劳动节，会后举行了大游行。陈独秀、张特立(张国焘)分别发表了“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无产阶级革命之必要”的演说。

    下午，一劳大在广东机器工会礼堂开幕。据当时参加会议的苏联人达林回忆，由于当时珠江上没有桥，代表们都是坐渡船来到珠江南岸的会场。因为经费困难和警察追缉，当时从其他地区来广州很不容易，但到会代表总共173人，代表全国12个大城市的110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广州和香港的代表占了80%。当年的著名工运人物如张国焘、李启汉、邓中夏、邓培、陈炳生、苏兆征、林伟民、黄焕庭等均参加了大会。

    团结、统一、战斗，是一劳大的中心议题。为期6天的大会总共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以及“尊重劳动节及儆戒工贼虎伥案”等十项决议案。遗憾的是，目前史学界仅能找到其中《罢工援助案》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的全文。大会还通过了《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削平行帮,消除隔阂,不分地域党派,不分男女老少,联合成一个阶级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中国共产党在工运中的领导地位由此确立

    为了最大程度地联合各地工人力量，中国共产党决定一劳大召开的原则是不分党派，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其参加。这就使得各地的工人代表第一次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开创了全国工人联合起来的新纪元。中国工人运动从此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一劳大确定了工会组织的原则，促进了工会组织的联合。大会后，全国工人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一劳大通过决议：“中华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唯一领导机关，也就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工运领袖带着10岁儿子“闹革命”

    林伟民，1887年出生于珠海市三灶镇，1927年因病去世，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曾组织领导过香港海员大罢工、上海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曾以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身份参加一劳大。

    今年已经93岁高龄的林俊华回忆起父亲早年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仍历历在目。“8岁时，我的母亲去世了，我与父亲来到广州相依为命。父亲组织省港大罢工时我才10岁，在广州连续三个月跟着父亲。”那一年，林俊华在广州市立第一国民学校加入了小童军，并参与了沙基游行示威。林俊华清楚地记得，为了纪念在沙基惨案中被打死的11岁学生李景文，童子军军营后来更名为“景文营”，如今他还能用英语念出当年操练时喊的口令。

    1927年，林伟民因为劳累过度，患病去世，当时林俊华才13岁。成为孤儿的林俊华在内河海员的照顾下成长，后来也成为了一名海员，解放后，林俊华在海员工会工作，继承了父亲当年的事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