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12月12日电（樊克宁 邓琼）饶宗颐——对这个名字陌生的，恐怕不仅仅是老百姓。他是谁？

    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饶宗颐先生为广东潮州人，长期定居香港，今年是他90寿辰。

    从今年年初起，各项庆贺饶先生90寿诞的活动如展览、出版和学术研究活动陆续展开。而由香港九大高校联手合办的“学艺兼修·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12月中旬举行。香港所有高校联合为一位国宝级和世界级的学术巨人贺寿，如此盛举在历史上为首次，由此亦可知饶先生在中国学界以及在世界汉学界的崇高位置。

    在饶先生的家乡潮州，亦准备了隆重的贺寿庆典，最大的礼品是新落成的饶宗颐学术馆，饶先生将于12月中旬香港学术界的纪念活动完成之后，前往家乡参加学术馆揭幕礼。

    季羡林说：“饶宗颐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说：“饶宗颐先生治学，与世俗迥然不同。数十年间，著述逾千万字，于学术文化，中西古今，无不会融通贯，得其窍要，及前沿之地位，开风气之先声，为海内外同知共仰。2003年辑成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论文集》，煌煌二十巨册，洵非一般学人所能意想。”

    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生前评价饶宗颐先生为九洲百世之“东洲鸿儒”。赞扬他是“并世之容甫（汪中，清代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与观堂（王国维）也”。

    对饶宗颐先生作出上述评价的，都是中国学术界各领域的权威人物，还有更多来自学术界，以及文学、艺术界的评价不能一一介绍。

    “姑苏香腐”让他六岁扬名

    15岁时续修《潮州艺文志》，90岁高龄仍坚持研究

    在中国内地，有北钱（钟书）南饶，或北季（羡林）南饶的说法。季羡林先生曾对饶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有过一篇介绍性文字，称饶宗颐先生在中国文、史、哲和艺术界，以至在世界汉学界，都是一个极高的标尺。他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几乎涵盖国学研究所有领域，被学界誉为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走出一条国学研究的新路子。

    饶先生名“宗颐”，父亲饶锷为他取这名字，是要他师法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安县大富之家，早年家有藏书楼“天啸楼”，藏书以10万计，这使他从小在诗书画的环境中受到父亲和名师的教导。他5岁读古典小说，从名师习书法；7岁写《后封神》；8岁读《通鉴纲目》；9岁学经史佛典；11岁学绘画……20岁前，已把香港新垦书局出的新书全部读完。饶氏族人津津乐道于他6岁时的一件逸事：当年家乡一位文坛耆宿以城内特产“姑苏香腐”出谜，求唐诗一句，他当即答以“吴宫花草埋幽径”，语惊四座，传为佳话。

    饶先生15岁时继承父亲遗志，续修《潮州艺文志》，直到2005年，由他任总纂的《潮州志》重新编印刊行，花时75年。

    据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郑炜明博士介绍，饶先生至今著作约70余种，论文超过五百篇。近十余年来，内地也开始出版他的著作，如《饶宗颐史学论著选》、《老子想尔注校正》、《梵学集》、《汉字树》等。

    90高龄的饶先生现在每天都写字、画画。他又选定了两个系列的重大选题，一个是《敦煌吐鲁番研究》，一个是《补资治通鉴研究》，并邀集海内外学者合力攻关，最后由饶先生统筹定稿。现在两个系列已有20本专著在台湾出版，内地也同时出版了一部分。

    师承学术巨子治学强调首创

    触角遍及各个领域，扎根香港与内地文化血脉相连

    饶宗颐先生以中学肄业的学历走上学术道路。关于学术成就，他说：“我的学问首先是受了沈寐叟先生的影响。”

    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说，沈曾植（寐叟）先生是晚清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子，是清末民初同国际学术界进行了对话的少数前驱人物，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力。“他影响了从王国维直至饶宗颐先生等不止一代的学者”。

    还有两个人对他的一生产生过重要影响，一个是清儒孙诒让；另一个是顾炎武。

    饶宗颐的治学特点是喜欢提出新问题、新看法。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和金石学，以及在宗教史、艺术史、文学、梵学等领域的许多学术课题上都表现了首创精神。

    饶先生是这样表述自己做学问的方法的：“学问要‘接’着做，而不是‘照’着做，接着便有所继承，照着仅是沿袭而已。”

    饶宗颐先生的治学背景，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够在一生最能出成果的30年里（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避开来自政治的、社会的动乱，在法、美、英等等国际汉学界大环境中，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到印度等地作实地考察，从而得以多角度地研究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是由于始终把根扎在香港，使他可以近距离了解内地考古新发现、学术研究新成果和文化新思潮，文化的血脉没有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