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频道 ( 12-11 09:14 ) 全国纳入治理范围的1452种党政部门报刊中，47％明年元旦起停办。这些党政部门及其领导，开的会，说的话，发的文，无法再通过自办的报刊全盘照登。
二十余年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社会人，以往靠内部 学会“说话”、学会“表演”――尊重新闻规律、说出媒体－群众想听的话，塑造媒体－群众喜欢的形象，更有效地号召群众动员群众，成为党政干部不能回避的一道门槛。 “说话自留地”取消了 其实，在开放地区，许多官员早已被这道门槛绊了个趑趄。 今年非典期间，香港一个商团访问沿海某省，一名省级领导被安排会见。这位领导特意提前到场，接受记者采访，谈了一个多小时。几天后，相关报道收集回来了：领导认为十分重要的内容、十分漂亮精彩的话语，如客商安全绝对有保障、招商引资等等，当地媒体原原本本地报道了。而境外媒体统统没刊登出来，反倒是领导随便说说的话，不小心说漏了口、不十分严谨得体的话，小玩笑之类，却上了大标题，大肆渲染。本来是专门精心为香港人准备的话，光刊登在本地媒体有什么意思？该领导大为恼火，此后，凡遇境外媒体请求采访，该领导能避则避，实在推不掉的，就打官腔敷衍。 地方政要与媒体之间为何会出现这种矛盾？ 诚然，境内外媒体对新闻的取舍标准有差异，但我国一位元老级宣传管理干部揭示了更为深刻的根源：“你想告诉大家的，已经反复说了许多遍；大家想知道的，你一句也没说。” 当报社被看作是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报纸被看作是机关简报、记者编辑被看作是党政领导的下级时，在“发稿保护主义”体制下，领导想说的自然会如愿出现在媒体上，领导不想见报的，媒体会自觉过滤掉。报刊被其所属机关的党政官员当作最重要、也最忠实的工具：开的会、做的文件、说的话，它都不折不扣地按主人的意愿意图，向社会公众展示。也正因为如此，许多部门领导热衷于创办机关刊物，给自己提供一片“说话自留地”。 这些“自留地”里，良莠混杂。 福建某市机关报总编辑对记者说：“我们不是一概拒绝领导人活动、会议新闻。关键是领导不要逢会就讲那些已经讲了无数遍、永远不会错但也没有用的话。比如全市国企改革会议，报道里大段大段的‘书记指出，发展是主题，改革是动力，调整是主线’，‘书记强调要提高对国企改革重要性的认识’，‘书记要求一定要加紧产品升级换代，产业结构调整’，‘书记还要求各部门务必聚精会神集中精力把会议精神落实好’。读者关心的是本市国企怎样改、是否会改到自己头上、自己哪方面受益哪方面会受损、该如何应对，可这些具体实在的东西在报道里统统没有。” 广东某市电视台副台长对记者说：“曾经有一段时期，本地流行发表电视讲话，各种各样的节日、全市性动员：植树节、征兵、环卫节、消防大检查……有关负责领导都要发表电视讲话，一讲就是七八分钟、十分钟，都指定在新闻节目中播出。没等他讲上一分钟，观众早摁遥控器换台了。” 某市电视台副台长对记者说：“有一条副市长出席活动的新闻，副市长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编辑没剪掉。第二天，副市长就打电话来责问说‘你们的记者编辑长没长眼睛’。” 广东某报一篇题为《广东九名专家今天驰援河北》的消息，全文581字，人名头衔就写了281字，占了将近一半篇幅――某某决定派遣专家、某某落实这个决定、派出了某某、某某到机场送行。 某局主办的报纸上，局长一个很普通的会议发言，从“同志们”一直到“谢谢大家”，一字不拉。 根据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决定，全国纳入治理范围的1452种党政部门报刊中，677种被取消，占47％，明年1月1日起全部停止出版发行。还有一批报刊虽然保留，但从党政机关分离出去，或成为独立法人，或并转入报业集团，也不归党政机关管了。自留地没有了，这些基层领导怎么办？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邵培仁教授说：“党政干部要转变观念，党报不是文件，不是会议纪要，它必须有新闻价值，否则，你登出来老百姓也不看。” 专家们认为，自留地造成的“发稿保护主义”助长了官僚主义惰性。不管讲话有没有内容，反正可以“按规格”发稿，统统都在党报（电台、电视台）上亮相。开了会、讲了话、亮了相，就等于做了工作。打破“发稿保护主义”，给那些只会讲大话讲空话的人一点压力，对于消除官僚主义大有裨益。 民主社会考验干部公关能力 中山大学政治系主任肖滨教授说：“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开放的政府。开放的政府与封闭的政府，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政府官员必须直接面对公众。” 中山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说： “过去，培养提拔党政干部看政治品德，看政绩，看处理问题的能力，指挥群众主要靠公文层层传达。党政官员善于在机关内部处理上下级关系，对上级领导，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该如何说才能使领导明白、接受自己的意图；对下级该怎样说明自己的意图、布置任务、情感管理，都很娴熟。但如何与机关以外的公众、以及代表公众的媒体打交道，既没有传统，也没有训练。民主社会，政府不能像指挥下级那样指挥群众，而必须像说服上级那样说服群众。比如非典事件中，政府面临的第一难题是安定民心、平息恐慌，说服公众相信政府的工作卓有成效，有能力保护公众生命安全，说服公众相信政府的措施是科学合理的，使市民自愿自觉地密切配合。这种情况下，对群众靠压服是不行的。如果群众觉得政府在讲官话打官腔，对政府抱着‘谁吃你这一套’的态度，政府是无法独力应对公众危机的。东西好还要吆喝好，企业产品要做广告，党和政府工作也要做广告，学名叫‘政府公关’。” 非典恐慌中，处于风口浪尖上广州市卫生局长黄炯烈对记者说，痛切感受到卫生系统缺乏公共关系专家。卫生行政官员大多是医学专业出身，没有进行过公关培训。 信息时代“形象为王”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邵培仁说：“如果把世界分成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话，媒体对精神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了社会的神经中枢。党和政府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这个时代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媒介政治。” 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说：“现代通信技术发达，每一个党政干部的个人公众形象变得十分重要，因为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答问方法、态度，都可能记录在案，被公众和各类学术机构反复分析研究讨论，因此都必须经得起推敲。” 中山大学教授肖滨说：“现代政府管理，由于媒体的介入，特别是电视传媒的介入，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是否善于利用媒体征服公众，是成败的关键。党政机关特别是卫生、教育、公安、税务、工商、经贸、商务等涉及公共事务的政府部门，每一个主要官员都必须随时准备与公众――通过媒体――面对面地交流。在所有宣传方式中，政府主要官员原汁原味的访谈答问录，最具震撼力和说服力。”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文虎说：“在非典新闻发布会上，有官员说：‘广东省8千多万人口，只有300多个人被感染，死了5个，有什么大不了的。’发布会现场直播，群众观后对此很反感。一句不得体的话，就可能会令整个发布会效果大打折扣。” 现在各地党政部门都意识到利用媒体塑造公众形象的重要性，常常主动与记者联络。但记者召来了，却不知道该传达什么信息、如何传达信息，特别是在镜头前表现欠佳，有的连话都讲不利索了。新华网音像部记者采访广东省一位副厅长。副厅长如数家珍地把自己十分熟悉的业务娓娓道来，可当记者架起摄像机，副厅长就僵住了，结结巴巴说不顺畅，最后只好写成讲稿，副厅长对着镜头背诵，面无表情、语调僵硬，效果可想而知。 像普法教育一样普及新闻知识 几年普法教育，成绩有目共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专家们认为，面对新形势，应该像普法教育那样对党政干部进行新闻知识教育和宣传技能教育，提高运用舆论工具的能力。 专家们认为，现在党政部门很重视新闻媒体，大量的领导人活动、会议报道就是希望通过媒体动员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意图传达给群众。但严格意义上又十分不重视――对怎样获得最佳宣传效果研究不够。 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诗筠说：“一些基层领导非常关心新闻，但他不是关心新闻该怎么做好，而是关心对自己的报道位置怎么样，长短怎么样。一些基层领导人不懂什么是新闻，不懂怎样播发新闻才有效果，不懂用什么来指导工作更为有效。各级领导学经济、学哲学、学英语、学电脑，也要学点新闻。” 浙江大学教授邵培仁说：“一些地方党报不好看，一个重要原因是党政领导不讲究宣传谋略和技巧，对各种媒体的特点和需求不了解，没有能力驾驭它，控制它。所以，对党政干部来说，学习一点新闻宣传知识、传播学知识，已经显得十分迫切。” 《福州日报》总编辑陈标说：“我们应该请新闻学专家向领导讲授新闻规律，不是告诉领导不要宣传，而是讲授如何宣传达到最佳效果，如何利用舆论工具树立自己的形象，引导老百姓跟着自己走。” 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说：“目前高校本科学生，甚至是MPA（公共管理硕士），有关如何面对公众的课程都很少，最多也是简单介绍一点国际礼仪。言辞表达能力就像电脑、英语、法律一样，是党政官员的基本技能。有志于从政的人必须培养出席公众场合、娴熟地面对话筒和镜头的能力，用言辞说服公众接受自己的观念，动员公众支持自己。国家应该制订一个整体规划和基本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宣传公关技能培训考核。公务员公开招聘、竞争上岗考核中应该增加演讲答辩项目，邀请公关专家担任特别评委，或者直接让考生面对电视镜头答问。”（文/广东频道记者 钟玉明 责编/崔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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