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广州先后建成了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网络和工资支付监控网络，数以千计的劳动监察协管员又可第一时间到场，使大量的劳动纠纷尤其是群体性案件在基层就得以消解。然而，《劳动合同法》等实施后，本来就“人少案多”的劳动仲裁部门面临巨大压力。如果只由劳动仲裁部门来唱“独角戏”，仲裁免费后出现“井喷”，并非杞人忧天。

    如何突破？整合资源，以调解为主、仲裁为辅，成为广州基层劳动部门新的“秘密武器”。比如，在天河区，各街道都配了劳监协管员5名、退管人员1－2人，还有1名就业负责人，过去各管各的，现在整合起来，对这些人都劳动争议调解培训，就不仅能监控突发事件，还能直接调解争议。

    调解比起仲裁，确实颇为“神奇”———最近天河一家酒店因装修停业，严格按法律规定发给员工生活费，而很多员工则要求解除合同，一年补偿一个月工资，双方谈不拢。劳动调解员迅速参与调解：员工虽然要求合理，但确实于法无据，申请仲裁未必能获支持；而企业虽然合法，但市场风险难预料，长期发生活费成本也不低。最后，双方都让一步，按两年补偿一个月条件解除了合同，皆大欢喜。

    基层调解力量的加强，对缓解劳动仲裁“人少案多”现状已初显成效。天河员村街的调解员植广祥告诉记者，这里约有2000多家企业，平均每个月约有十来宗劳动争议，绝大部分经过调解就能解决，真正闹到仲裁的只有三四宗。

    广州5月1日后劳动仲裁案会不会“井喷”？一些基层劳动调解员分析，这还不好说，但就由企业严重违法而引致的“侵权之争”而言，由于关口前移，骤增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广州一位劳动关系专家也坦言，劳动争议案件的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如英国伦敦一年的劳动仲裁量就有10万多件，去年广州约3万多件，今后肯定还会增长。

    据透露，为应对新法实施后这一新趋势，广州劳动部门将大力推进集体合同，让双方平等协商确定法律规定之上的权益，从而有助进一步“定分止争”。（完）